《大学》“亲民”说之所以成为宋代以来聚讼不已的学术公案,乃在于其聚焦了儒家“为政以德”即以道德学说来引导为政者“养民”“安民”的学理动机与学术志向。二程以道德提挈皇权、朱子以道德贯通君民、阳明重振道德体用说等围绕《大学》“亲民”“新民”说的论辩,工夫路径虽有不同,却无不竭力以各自主张的道德学说与皇权及其隐匿之下的极端权力欲望现象进行交涉,试图以此来扼制私欲、匡正皇权制度下“养民”“安民”的治道,从而发展出良好的国家社会形态。显然,他们的努力和理想未能全面转化为政治制度与社会现实,却足以为十九世纪以来中国思想界、政治制度及社会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反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