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2月，胡书记参加县委扩大会议回站后，组织全站职工学习社教运动的文件，其中提到追查“四不清”干部的问题。在职工讨论发言的时候，竟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小曾。说他出纳账目不清，保管账目也不清，工作态度生硬拖拉等等。
小曾感到满腔委屈：身兼多职一天忙到晚，早就向领导反映过，却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现在落得个一无是处。
小曾只得一边接受群众的批判，一边向县委申诉。
这次社教运动来势凶猛。据说，县委赵书记和三个公社的书记都靠边站了。而在气势壮观的全县春耕检查评比现场会上，县委赵书记骑着黄骠马一马当先，三个公社的书记及全县有关部门的头头骑着马紧随其后尘土飞扬的场景还历历在目！现在却都灰头土脸，低头接受群众批判。甚至，那位被当做模范的S公社一大队四生产队田队长，因为带领社员搞基建、搞副业，也被冠以“走资派”（1）回家休息了。
“走资派”这个名词我也是这个时候听到的。
小曾向县委申诉得到答复，同意他调回湖南跟在保密厂工作的未婚妻团聚。在他临行前，县上调来小马接替他的出纳和团支书的工作；站上派了二人分别接替他的材料保管和油料保管工作。
这时候县上还调来一位站秘书兼人事干事老褚，他原是州政府的老管理员，参加土改工作队进B州的老党员，甘肃人，微胖，常穿一件黑条绒棉衣。站部还调来一位医生，姓张，本地人，高个儿，四十岁左右。
在进行四清运动的同时，我站的农机具冬修工作也在进行。我被派到乌市送修燃油泵和曲轴等精密部件。十多天后，我从乌市出差回来，全站职工正在地窝子（2）开会，我也钻进去在一旁席地而坐。只见钳工高师傅，身穿那身灰色工作服，神态自若地站在前面，接受大家的批判。
“前些年，‘三年困难时期’，你是不是开地下工厂修汽车发国难财？”新调来的团支书小马站起来鼓园了眼睛，河南口音厉声喝道。
“62年我是帮人修过汽车。”高师傅也是河南口音简短地答道。
“你平日给人修钟修表是不是挖社会主义墙角？”又有江苏口音吼道。
“那只是给人帮个忙。”高师傅淡淡回答。
“那你给人焊盆补锅谋利是不是资本主义尾巴？”安徽口音大声责问。
“我老婆有时帮人焊个盆补个锅啥的。”高师傅轻描淡写应对。
“高XX态度老实不老实！”小马振臂高呼。
“不老实！”与会职工高呼。
“怎么办？”又是小马的高声呼喊。
“高XX要低头认罪！”大家齐喊，群情激昂……
晚饭后我也被通知到办公室开会。办公室里已坐满了人。胡书记压低噪门一口山东话：“……我们接着昨天晚上的党支部、团支部和积极分子联席会议继续开。组织上已把掌握的张医生、姚会计和高师傅的一些情况向大家交了底。通过十多天的揭发批判，看来他们三个的态度都比较顽固，像挤牙膏似的挤一点说一点：张医生参加过国民党，却推说是上高中时集体加入的；姚会计只承认票据反映出来的几十元钱的贪污问题；高师傅一贯干私活挖社会主义墙角倒象没事人似的。——看来我们还得连续作战，非把他们的气焰打下去不可！”
接下来是褚秘书讲话，他的甘肃老家口音很重：“我们站搞‘四清’，是在县党委‘四清’办公室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现在的‘四清’运动就是阶级斗争的风头浪尖，正是积极分子接受组织考验的时候……”接着他安排了重点发言人，领喊口号人、值班警卫等。
再接下来就是积极分子发言，献计献策，如搞什么车轮战、疲劳战呀，揭发张医生装病耍死狗啦，姚会计装可怜相啦，高师傅还向上级告状啦等等阶级斗争新动向……
我也被列入积极分子之中，可能是因为我从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工作还很积极，能跟工农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吧。
“四清”运动这阵势，使我想起从小学起就见识和亲历过的各次运动：
1951年3月，镇反运动。上海磐石小学负责筹建少儿队教务副主任俞老师和李老师被捕，全校轰动。
1951年4月，上海市公审反革命分子的实况广播，群情激愤。
1951年9月，上海磐石小学批斗天主教徒校长，原本慈眉善目、亲切和善的张校长，变得面红耳赤、狼狈不堪……
1952年5月，在上海隔壁弄堂看到“三反”、“五反”运动，群众拳打脚踢地打“老虎”，吓得我们弟兄逃离现场……
1955年11月，新疆外贸局在肃反运动时，对我父元宇隔离审查时，我们弟兄见到了父亲这位交大老学子尴尬无助的窘态……
1957年9月，在乌市高中，反右运动，大字报铺天盖地，批斗会接连不断，年高德劭的吴敬新老师跳楼了，杨景峦老师等消失了……
1958年5月，我父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后被判刑。（跟他同于1952年随华东革大第4期援疆团到疆的1260多人中，约有40％的人，因属旧社会留用人员，而在“肃反”、“反右”运动中受到整肃。）
1958年11月，我考入新疆八一农学院，正值“大炼钢铁”运动，一天，全院在校的师生员工紧急集合，院党委办公室姬主任现在宣读一份判决：
本院实习农场农工何道刚，男，汉，45岁，XX人，系国民党留用人员，因在工作中与领导发生矛盾，竟然实行阶级报复，挥舞坎土曼行凶，破坏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运动，情节恶劣，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现场没见一个公安人员。话声未落，几名带枪的民兵推搡着五花大绑的何道刚朝学院西边的老城墙走去。……
1959年1月至3月，农学院开展了“反右倾、拔白旗”运动。对宣扬“大炼钢铁得不偿失”等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进行批判。数百人的批判大会，一场又一场，场面火爆，言辞激烈。但被批判的S同学，答曰：“我们学院炼的那些铁能用吗？花那么多人力物力划算吗？”言简意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960年3月，农学院农机系开过几次大会,批判那些认为实行粮食定量后吃不饱肚子－－也就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的人！不久，农学院开除了几十名学生。
在肃反和反右中，我父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我们家遭灭顶之灾，个人也深感切肤之痛，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我们头顶二十年（3）。
除此之外，在上述历次政治运动中，我都是一个旁观者，谨小慎微，战战兢兢，基本上没有发过言。所以，这次“四清”运动我被当做积极分子，受邀参加小会，颇有些受宠若惊。但是，此后在大会上我还是没有发过言。一个右派子弟，人微言轻，能说些什么？
这样的批斗大会经常召开，我注意到，发言的往往就是那几个积极分子；而那三个党员车长，还有高级工吴师傅、孙师傅等几乎从不发言。
1965年3月，我们学习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二十三条)》。该文指出，“我国城市和农村都存在着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提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历次政治运动一样，强调“注意团结95％以上的群众，团结95％以上的干部”。
这个“四清”运动一直持续到文革开始。
注：
（1）其实这位全县闻名的田队长只是一位生产队长，党员都不是。
（2）这地窝子是修建职工宿舍时，施工队搭建的简易宿舍，权当会议室。
（3）1970年代末，我父元宇得到改正平反，办理了干部离休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