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朱站长被州上抽调去参加社教工作队了；接着胡书记也去参加县委扩大会议。临行前，他把老田、姚会计、我和小曾几个干部叫到办公室，说，我和朱站长暂时不会回来，站上的行政事务由小曾和程技术员负责。职工宿舍和保养车间都快竣工了，你们要团结一心，完成搬迁任务。……
小曾从此变了一副身负重任的凝重表情，也一本正经地召集我们几个开过几次会。每次开会，老田和姚会计都黑着脸，一言不发。我估计他俩认为，小曾才是个27级干部，凭什么由他发号施令？我认为小曾虽身兼出纳、保管、文书等工作，但因为是站团支书才有此殊荣，站里其他三位党员都是车长，正忙着秋翻。
因此，我还是颇有自知之明的，能感受到组织的信任，并积极配合小曾的工作。
老田不愧是老兵团人，干起工作来能顾全大局公而忘私。他在搬迁车床、柴油机、油罐等笨重设备时起到了主导作用。
职工宿舍竣工了，我草拟了一份“家属宿舍和单身职工宿舍的分房方案”，在小曾召开的会议上提出来讨论，他们三人难得一致地表示赞同。正巧朱站长回来，路遇时我兴冲冲地向他汇报此事。谁知他给我兜头泼了一盆凉水！说，单身职工都住地窝子。我楞住了，问，为什么呢？他脸色苍白，不容置疑地轻声重复说，单身职工都住地窝子！
我本来还想对他说，政府春天就拨款给我站建职工宿舍，现在建好了，为什么不让单身职工搬新居呢？建站两年了，为什么还要单身职工继续睡麦草铺地的地铺呢？——朱站长无视群众的利益，把毛泽东的“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当做耳旁风；他只信奉上级，上级可以让他这位技术员当上农技站的副站长，也可以让王站长成为YQ分子去LJ农场！
后来知道，朱站长那次来去匆匆，是回来处理自家喂的三头牛和十几只鸡的。社教运动有新规定，私人不得喂牛羊，每家只能喂4只鸡，否则要受纪律处分。朱站长和胡书记家里都有三、四头牛和十多只鸡，都喂了几年了。——上级的命令岂敢不服从？至于群众的呼声那是无所谓的！怪不得他从不去职工食堂看看伙食怎样？也从不去看看集体宿舍还是铺着麦草的地铺！
朱站长所说的地窝子，是公社基建队在我站施工时搭建的简易集体宿舍：在地面以下挖约两米深的坑，宽约三米，长约六米；房顶用杉木作檩条，再铺上树枝秸秆；最后再在上面抹一层草泥。它比一般房屋昏暗，潮湿。地上铺着麦草当床铺，可睡二三十人。它建在哈尔布呼水渠由西向北拐角的附近。
朱站长走后，我想，“让单身职工都住地窝子”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而“家属宿舍和单身职工宿舍的分房方案”是通过会议讨论决定的。于是，我把《分房方案》张贴公布，受到全站职工一致拥护，无论是家属还是单身职工，都兴高采烈地按规定迁入新居，竟无一人提出异议！单身职工还自己动手，锯木解板，制作木床，四个人一间，皆大欢喜。全站职工搬迁新居如同过节一般热闹。——只是谁也不知道这出喜剧是我导演的。
朱站长此后竟再没见回来过，他在州上连续参加了两期社教后，调到M公社、后又调到A公社任副社长（革委会副主任）了。直到1970年代末，我被任命为A公社农机站副站长，又成了他的部下，我在那时的回忆录里有记一段记载：
“1978年A公社农机站进行年终总结时，各机耕队提出存在的问题是:四机队因于队长调任小修厂厂长，队长空缺；五机队没有财权；小修厂集体所有制职工要求增资；对机耕队人员工日分值低于社员收入不满等等。一年到头难得跟农机人员见面的公社朱副主任兼站长，脸色苍白，带着助听器，他不容分辩的答复是：调一名不懂机务的人当四机队队长；五机队的财权要征得大队的同意（1）；不同意小修厂集体所有制职工涨薪（2）；对各机耕队的年终分配方案批复工日分值都是一元左右，而生产队大多为一元五左右（3）。——我特地实录在此，作为‘外行领导内行’加‘长官意志’的见证。”
胡书记参加县委扩大会议几个月，竟然也只回来过一次，也是匆匆回来处理自家喂的四头牛和一二十只鸡的。
注：
（1）按规定，当时各机耕队的财权都是独立自主的。
（2）当时小修厂的原县拖拉机站（国营）职工按政策涨薪了。
（3）当时A公社基本实现了机耕、机播、机械收割，每年粮食总产600多万斤，农机人员是主力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