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的技术员们

2024-04-26 程正渝150 0M 0

  1963年8月初的一天清晨,我告别了就读五年的母校新疆八一农学院,心情轻松地出发到政府分配的工作地点B州去,——我那时满脑子都是“响应党的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班车一早从乌鲁木齐碾子沟客运站出发,一路向西,沿途时有树木稀疏、土屋零落的村庄,或是林带笔直、条田整齐的兵团连队出现,傍晚到乌苏,歇了一晚。翌日,继续西行,班车久久地在茫茫的戈壁荒漠上奔驰,仿佛一叶扁舟在大海上颠簸,我想起了莱蒙托夫的《帆》:

  

  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

  

  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到遥远的异地寻觅什么?

  

  它把什么抛在了故乡?

  

  …………

  

  我自幼就喜欢阅读,特别是读到范泉先生改写的世界文学名著《少年文库》包括《鲁滨逊飘流记》《格列佛流记》《天方夜潭》《安徒生童话》《堂吉诃德》等十二本书,书中的精彩世界使我常耽于幻想。到了大学又读了许多文学名著,更是在脑海里滋生了某种乌托邦情结。

  

  同时,我从小就是一个听话的孩子,上学后也是一个守规矩的学生。我们从小就受到严格的正统教育,“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马克思哲学原理》是大学里课时最多的课程。……

  

  伟大领袖号召我们“与工农相结合”,我就选择了工农结合的专业:农机系。虽然我的家庭出身不好(但跟右派父亲划清了界限),没能入团,但是国家培养我上了大学,因此,我和大家一样,甘愿做一颗不生锈的螺丝钉。

  

  这就是我那时的心路历程。

  

  班车来到B州,眼前突然出现一片宽阔的绿洲,跟途中的戈壁荒漠大不相同。班车继续向北驶去,远方是横贯东西绵延无尽的山峦,B州州城在前面徐徐展现,忽然,自西向东的B河咆哮着、冲击着两岸红褐色的岩石呼啸奔腾而去。——这就是“遥远的异地”!

  

  我按规定到州文教科报到。州文教科戴眼镜的女干部安排我住在州政府招待所。这招待所就在州政府的东侧,沿街几排平房。过了两天,州文教科通知我,我被分配到新成立的州拖拉机管理总站了。于是,我到州拖拉机管理总站报到。

  

  州拖拉机管理总站设在城北的一幢原巴依(2)的豪宅里,周围散布着一些土平房,是州农机厂、州电站、B县拖拉机站的职工家属宿舍。

  

  这幢原巴依的豪宅,在一片杂乱的土平房中,如鹤立鸡群,非常抢眼。它虽然也是一幢平房,却高大气派,大门前有五级石台阶,房内是红漆地板、全木天花板。

  

  州拖拉机管理总站当时只有潘廷鑫技术员一个人,他是比我高两级的61级的同学,才从州农牧局调来的。他穿着笔挺的藏青色哔叽中山装(当时在同学中绝无仅有),个头不高,须眉浓重,小眼睛滴溜溜地转。他已结婚成家,已有女儿,而其他同学都还是单身。

  

  潘技术员安排我住在总站跟前的一间大平房里,它是B县拖拉机站的单身职工宿舍。他介绍说,州拖拉机管理总站才成立,白副站长还在州医院住院,。

  

  一天,潘技术员带我去州医院见白副站长。白副站长坐在住院部院子大树下的椅子上,态度和蔼地跟我们说话。他年约四十岁,瘦高个,高颧骨,眯细眼,稀疏的头发向后梳着,讲一口北京话。

  

  回来的路上,潘技术员告诉我,白庆睿副站长是一名非党员领导干部,内蒙的蒙古族,曾是傅作义部下的一名营长。可能是因为会开吉普车,他从州医院的副院长调到总站当副站长了。……

  

  没过几天,我在办公室接到州文教科的电话,说给总站又调来两名大学生,叫我们到州政府招待所去接。于是,我推了一辆拉拉车去接,原来是从西南农学院分配来的黄世杰和秦惠伦一对情侣。他俩的行李也很简单,放在拉拉车上也不重,我推着车,他俩有说有笑地就来总站了。

  

  我和黄世杰、秦惠伦一见如故,很谈得来。黄世杰的个头跟我差不多,一米七左右,也身材瘦削单薄,也喜欢看书、唱苏联歌曲和下象棋。秦惠伦则皮肤白晰,双眼皮大眼睛,相貌端庄,穿一身洗得有些发白的蓝色的小翻领的女式学生装。她说,她的家庭出身是地主,她自愿到边疆来接受锻炼。后来我从潘廷鑫那里得知,黄世杰出身贫农,又是团员,比秦惠伦高一级,因为品学兼优,已经留在学院当教员了,他是追秦惠伦来新疆的。潘廷鑫还悄悄告诉我,秦惠伦虽然家庭出身是地主,也是团员,她的亲舅舅是李大章,是四川省的省长。……

  

  没过多久,州拖拉机管理总站陆续配齐了干部:

  

  州党委原常委、十三级老干部王珉调来当站长。他是老八路,已四十多岁,穿着朴素,寡言少语,开会也很少讲话。他已有好几个女儿。后来,也有好几个女儿的潘廷鑫,告诉他,有一张流行的日本生男生女预测表,据说很灵的。王珉站长笑嘻嘻地和潘廷鑫津津有味地研究琢磨,终于,他们两家都生了儿子,——这是后话了。

  

  傅留保秘书是个多面手,虽然个头只有一米七几,篮球却打得很好。以州农机厂郑大帧技术员和他为首的州直代表队,还打败了农五师代表队呢!郑大帧身材魁伟仪表堂堂,是西安交大机械系的高才生,还是陕西省篮球队的,也是响应支援边疆建设的号召来的。

  

  蔡顺萍统计也是我院农学系应届毕业生,白皮肤、蓝眼睛,听说家庭出身是工商业者。她的爱人是州农机厂的刘富荣技术员,浓眉大眼皮肤黧黑,也是我院农机系61届的,他们原来在内地是同学。。

  

  州农机厂的孙定国会计,一位矮小瘦削、谨小慎微的中年人,兼任总站会计。据说,他曾是新疆起义部队的军需官,很受白副站长的赏识。WG中,白副站长和孙会计都受到批斗和冲击。

  

  人事干事黄仕南,中专学历,中共党员,二十八岁,相貌端正,身材魁梧,不苟言笑。他后来主持“B州拖拉机驾驶员培训班”的工作,曾多次调我去任教,因W县不放而无果;70年代他又受命创办B州技校,终于在1980年11月调我到州技校任教。

  

  1963年9月,上级调拨两台新“东方红—54”拖拉机给B州。白副站长派秦惠伦到B县拖拉机站、派我到J县拖拉机站协助新机车试车。

  

  我到J县拖拉机站,随机车到农村,一边试车,一边秋翻。跟农机人员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开拖拉机也打犁。

  

  在J县拖拉机站,我结识了李卓唐技术员,他也是61级的同学,团员,还曾是学生会的干部。他工作认真负责,待人诚恳,却跟外行领导的关系不甚融洽,也有家庭出身不好的思想包袱。

  

  回到总站后,一天,白副站长叫黄世杰、秦惠伦和我到他的办公室,说:我州现有8名大学毕业的农机技术员,新疆八一农学院5名(61级4名、63级1名),西安交大1名,西南农学院2名。我州三个县拖拉机站、只有W县拖拉机站还没有配备大学生技术员,程正渝,你就去W县拖拉机站吧。我欣然应诺。白副站长继续说,黄世杰留在总站。秦惠伦分配到跟前的B县拖拉机站。B县拖拉机站是大站,只有一个八农毕业的施技术员。……

  

  我分配到W县拖拉机站后,主动要求担任机车组长,率领机车组在边疆农村开荒犁地、耕耘播种;并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创制了“耙地—筑埂—播种—耱地”复式作业机组,提高了耕作质量、降低了油耗,使得W县拖拉机站成为1965年自治区6个先进站之一。……

  

  秦惠伦分配到B县拖拉机站后,担任三八机车组组长,后又担任过车工等,她平易近人,吃苦耐劳,长期奋战在生产第一线,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受到组织和群众的高度好评。

  

  事实表明,我们1960年代这一批技术员,是真正全身心投入到祖国建设事业的一代新知识分子,不图虚名、不谋私利,不求当官、不求发财的一代新人!

  

  自治区、自治州召开农机工作会议时,我们这些技术员常常相聚(也陆续增添了新的成员)。会议期间,技术员们很自然地相互交流。技术员们中团员不少,家庭出身不好的多。在言谈中,州农机厂的刘富荣多次强调自己家庭出身是城市贫民,相当于工农出身,优越感溢于言表。其他家庭出身不好(如出身地、富)的多低着头默默无言;我的父亲是“右派兼历史反革命”,更低人一等。……

  

  WG开始后,只有刘富荣一人是“三促观点”(3),其他技术员都清一色地是“三新观点”,——即便如此,刘富荣还是没能入党,也没能得到提拔重用。

  

  在WG期间白副站长遭到“三新观点”群众组织的的批斗,还被送到农村赶了几年马车,他复出后,也对“三新观点”的技术员们毫不客气:自治区某大学要调郑大帧去任教,他不准;自治区农机局因黄世杰的论文质量高,点名叫黄本人去参加研讨会,他压了下来。……

  

  我们这批1960年代初毕业的大学生技术员,命运都是相似的:我们大学毕业时,全国每年只有20多万大学毕业生,算是比较稀缺的(而全国每年出生的人口一直都是一两千万);我们当了近二十年技术员,没有能入党的,没有被提拔的。各级领导(站长、厂长、科长、局长)换了一茬又一茬,却都是文化程度低的技术门外汉。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我们工作了将近二十年,国务院下了红头文件,我们这批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技术员,才得以晋升为工程师(中级技术职称);几乎同时,其他职工都增加了工资后,我们才涨了工资;也在这时,才陆续有技术员被提拔到领导岗位。

  

  究其原因,或许要追溯到1957年反右,那时认为:“大多数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工人农民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4)基本上归为另类的知识分子,要入党是很困难的,就是家庭出身好的黄世杰、刘富荣等也一概没能入党,不入党怎么能当领导?更何况,自反右以来,“为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早已家喻户晓,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各行各业的常态。——由此可见,知识分子长期受到歧视,是那时普遍的社会现象。

  

  尤其是在一波接一波的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往往是批判和整肃的对象;到了WG,知识分子更是斯文扫地,受到残酷的迫害。

  

  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开放,“臭老九”也吃得开了,各地都需要专业技术人材,B州原有8名农机技术员中的6名(5)都义无反顾地找关系调回内地了。原来自诩出家庭身好的州农机厂刘富荣,竟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的妻子蔡顺萍得到落实政策而一起回内地了!J县拖拉机站的李卓唐,也因妻子是原上海知青而一起去上海了。像郑大帧等人,更是什么组织关系调动手续都不要了,扬长而去,荡气回肠,像是找回了自我,又像是放飞了自我。——我为他们高兴,却没有他们的勇气,只能望洋兴叹,继续在边疆献了青春献终身。

  

  注:

  

  (1)1970年代后期,我的父母都得到平反、改正,并办了干部离休手续。

  

  (2)巴依是旧社会牧主、地主的统称。

  

  (3)指文革时期新疆以“三新”和“三促”为首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其中“三促”被认为是保守派组织。

  

  (4)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5)这6人中包括黄世杰、秦惠伦、郑大帧、潘廷鑫、李卓唐、刘富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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