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湖南天塘▪童年
2、上海•沧桑之变
3、华东革大援疆团
4、反右风暴
5、大学韶华
6、技术员
7、被打成黑帮
8、红旗战斗队
9、身陷囹圄
10、父子同在一个劳改队
11、平反
12、先进教师
13、退休
14、为未来作见证
1、湖南天塘•童年
1940年6月，我出生于日寇轰炸下的重庆。
父亲元宇抗战开始即离开母校交大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在长沙创办《今天十日刊》宣传抗日；并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蒋百里的侍从副官。后辗转来到重庆在军委会供职。
祖父一中在抗战初担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主任，后到重庆任“军事运输委员会”委员。
1941年4月，祖父带我们回到老家湖南桂阳天塘。天塘村是个偏僻宁静、山清水秀的小乡村，村前有一方清澈碧绿的池塘，村后背岗山柏树森森。
我家的三层楼洋房子位于天塘村的中央。二楼西厢房是书房，有几个大书柜，摆放着许多带骨针的线装书和西洋式的精装书。线装古书有《论语》《孟子》《易经》《曾文正公家书》等；精装书有《四部精华》《资治通鉴》《世界史纲》等；还有《西行漫记》《蜕变》《子恺小品集》等。父亲在这里教我们弟兄临帖写毛笔字；母亲则常给我们弟兄们唸童话书。特别是范泉先生改写的《世界文学名著▪少年文库》，包括《鲁滨逊飘流记》《格列佛游记》《天方夜潭》《安徒生童话》《堂吉诃德》等12本书，配有插图，通俗易懂，精采绝伦，我们弟兄们竟相阅读，爱不释手。——我从此爱好阅读。
1945年的农历除夕，我们全家围坐在堂屋的八仙桌旁吃年夜饭，全家四代十口人欢聚一堂，盛况空前。面南的上席自然是曾祖母和祖父了；八仙桌的东边是继祖母、姑姑和大姐正江；八仙桌的西边是父亲、和母亲抱着三弟；大哥和我坐在八仙桌的南边。
祖父幼年丧父，曾祖母昼耕夜织、含苦茹辛把祖父抚养成人；1918年祖父考入中华大学，后投奔孙中山参加国民革命……
席间，平日里在家威严寡语的祖父显得非常高兴，他叫父亲给我们弟兄三个都喝点酒，气氛顿时热烈起来，……
在我的记忆里，从此以后，我们家再也没有重现当年四世同堂全家团聚的盛况。
1945年9月，我上学了，同姐姐哥哥在同一所“程氏族立国民学校”，从一年级到四年级都在一个教室里。
抗战胜利了，偏远的故乡村民自发地相互转告，鞭炮齐鸣，锣鼓喧天。——使我朦胧地懂得纯朴的爱国之情。
此后，祖父、父亲、姑姑、曾祖母、继祖母和大姐先后回到上海。
由于跟长辈有矛盾，读过师范和法政学校的母亲经常打我出气。一天早晨，母亲抓着我的头发将头猛撞墙壁，还用火钳打我的腿，我忽然一反逆来顺受的常态，大哭着冲出大门，逃到我们去检过蘑菇和竹笋的背岗山，那树林里有小矮人、匹诺曹和红萝卜须……
2、上海•沧桑之变
1948年春，母亲带着我们五弟兄（大哥十岁、五弟半岁），坐轿子、搭木船、乘火车、登轮船，离开了偏僻宁静的山村，见到了兵荒马乱的社会、颠沛流离的人群，来到繁华热闹的上海。——儿时的这次旅行使我们大开眼界，也改变了我们的人生。
我家住的复兴中路496号是一栋有小庭院的法式三层小洋楼（1）。小庭院里有两棵枇杷树，亭亭如盖。后门通西邻叫松筠别墅的弄堂。它南面临街，街道两旁的人行道上是两行高大整齐、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树。街道上车辆行人川流不息。
祖父一中1946年加入民革后，这栋住所就成了“民革”领导人聚会的场所之一。
身躯伟岸的郭春涛先生（2）、雍容尔雅的秦德君女士（3）和他们的女儿小贝贝就居住在二楼。他们介绍我的父母加入了民革，投身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策动了母亲的表弟杨沧活（当时任吴淞炮艇大队副大队长）等国民党海军官兵起义。
中共地下党员陈伟斯（4）和徐甫堡（5）也常来我家。
1949年初，祖父被派往湖南作和平起义的工作（6），解放后任湖南省人民代表、政协常委、参事等。
我们弟兄就在附近的“磐石小学”读书，这是一所法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我们虽然来自乡下，刚进校不久，我和大哥就分别夺得三、四年级作文比赛的头名！——可见自幼爱好阅读起到了作用。我每天早起自觉地背英语，英语成绩全是100分，也是全班第一。
从1949年4月起，国军就在上海街头修碉堡、垒沙包；隆隆的炮声一直在郊区不停地轰鸣；伤兵摆满了公园；每天凌晨警车尖叫着驰过街道。……
1949年5月25日，这一天显得格外宁静。大队解放军突然出现在上海街头!解放军战士都头戴钢盔，身草绿色军装，扛着步枪，背着背包和一把军用铁铣，满身尘土。解放军对老百姓秋毫无犯，休息着时，大队人马就在人行道上躺下。……
——我在上海亲眼目睹了沧桑之变！
1950年6月，我父在“华东外贸部”因工作积极，被提任为调研科科长（处级）。
1950年9月，五年级的时候，班主任由教导主任吴介繁兼任，班长是插班女生杨墨秋（7），她是少儿队员。而我们学校因为是教会学校还没建队。我被指定为副班长，当周一轮到我们班升旗时，在全校师生队列前，在国歌声中，端庄大方的杨墨秋戴着红领巾和我一起拉绳升国旗——这是我儿童时代的纪念照。
后来学校建队时，负责的俞老师又在镇反中被捕，——我终于没有戴过红领巾。
3、华东革大援疆团
1952年5月，父亲元宇从“华东革大”第4期学习半年后结业，上级号召他们去新疆支援边疆建设。这一期学员大多是“在旧政府供职时间较长”的知识分子（8）,结业时共1200多人，都争相恐后地报名，真诚热情地去支边。——他们开创了上海支援新疆建设的先河。
我们弟兄们当时认为随父支边去新疆，如同出远门旅游似的，个个兴奋不已。我还准备了小日记本，用于记录沿途的见闻。父亲的同事金毅深（9）一家跟我家同一个车厢，从西安到新疆又是同一辆汽车，金世琦比我大一岁，她有四个妹妹，她们都文文静静的；我们弟兄则总是喳喳呼呼的。三年后读高中金世琦又跟我同班。
到了迪化后，父母在新疆外贸局当科员。我和大哥正海考入新疆省一中学习。大姐正江则考入新疆省一师。三弟四弟进了小学。
进了省一中，我的语文课成绩仍然很好，作文常被当作范文朗读。
1954年秋的一个星期日，大姐正江也回家来了，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父亲感慨地说：“今天你们兄弟姊妹七个都聚齐了，这样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不久你们就会远走高飞，各奔东西——我要把你们七个都培养成大学生！”
次年，大姐正江果然考取了陕西师大中文系。从此，我们弟兄姊妹就再没聚全过。
4、反右风暴
1955年9月，我考入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它是新疆当时唯一的高中学校。
那时候语文课从诗经起全部是古文。使我有幸系统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品。杨景峦老师，瘦高个，不甚修边幅。他讲起课来非常投入，语调随着课文抑杨顿挫，自我陶醉得摇头晃脑。我们全神贯注地倾听，也渐入佳境……
就在这个时期，我萌生了将来也要写作的念头；并开始记日记。
同班的赵铭善（10）和王嵘（11）也爱好文学，他们又分别是团支部组织委员和宣教委员，在他们的鼓励和引导下，我向团支部递交了入团申请书，不久后我还庄重地填写了《入团志愿书》，但是在支部大会上讨论时，因为“家庭出身问题”搁浅了。——此后我终于没能入团。后来才明白，如此出身，是不可能成为先进分子的。
那年代的口号是“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我们读的小说是《童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年近卫军》等，唱的歌、看的电影也是苏联的。高二时我的同桌王秀兰（12）是从塔城来的，父亲是山东人，母亲是俄罗斯人，她于1938年出生在莫斯科，俄语名字叫丽达。课余，她教我唱俄语歌曲，我们谈苏联小说，谈苏联电影——渐渐地我觉得苏联电影、苏联小说里的女主人公都有些像身边的这个丽达：亚麻色的发辫，碧兰的眼睛，雪白的肌肤，矫健的体态……
反右派运动开始了！层出不穷的大字报，没完没了的批斗会。遭到批斗的老师像杨景峦等消失了；资深望重的吴景新老师跳楼自杀摔成了重伤……
反右派的风暴越来越猛烈。我们高三年级也被揪出来几个同学在大会上批斗。
毕业班语文课进行了统考，五八级全年级共二百三十多人，只有二人得满分，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中学时代的光荣。
1958年4月的一天，晚自习刚开始，平日不在学校上晚自习的金世琦请我送她回家。在昏暗冷清的马路上，她谈起来疆旅途上的轶事。走在漆黑空旷的河滩，她突然问道：“你知道为什么今天我请你送我回家吗？”我答：“你家远，路又不好走。”她停顿了一下，说：“我家出事了，我父亲被捕了，母亲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愣住了，也不知说什么好，就说：“我的父亲也被定为‘右派’了……”
——她清逸俊秀，是全校少有的各科全优生，竟给予我如此殊荣！可叹我那时还少不更事呵。
没过几天，我的父亲也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捕（13）。 我母以“同情”历史反革命的丈夫为由被开除公职（14）。——我家也遭灭顶之灾！
母亲只得带着弟妹投奔读大学的大姐到西安，依靠洗被褥、卖冰棍支撑这个破碎的家庭。大姐正江毅然中断了大学学业，参加工作，接济弟妹。
大哥正海则参加了师资培训班，当了教师。
三弟正湘那时只有16岁，正在读高一，只能靠做小工挣够伙食费（15），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
我却侥幸地考上了大学，因为仅仅隔了两年的1960年，“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一律不准升学！当年三弟正湘在新疆高考名列第二，四弟正潭在西安中考成绩第一，——都不准升学！正湘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正潭只得卖冰棍谋生。
5、大学韶华
1958年高考前，当局规定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能报考新疆的大学。而新疆的四所大学并没有文科的选择。按照毛主席“与工农相结合”的教导，我认为农机专业亦工亦农，可以深入生活，为将来写作创造条件，加之自己数理化成绩也不错，于是就填报了“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
农机系属于理工科，学制5年。那时候国务院规定：每年教学7－8个月，生产劳动2－3个月，假期1－1.5个月；各专业课程设置20－30门；总学时为3000－4000。
我这五年大学相当于学了三个专业：政治、农机、文学。
首先是政治。政治课当时开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后还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总课时为400多，是所有20多门课中最多的。
一进大学门先是“大炼钢铁”四个月，接着是“拔白旗”两个月。政治运动、政治学习层出不穷是那个时期的特色。马列哲学的经典著作也读了许多，直到以后苏联崩溃，认知觉醒，才发现自己并没有读懂马列。
主课是农机，共上了20多门课；在工厂、农场参加了驾驶、金工、夏收、修理和毕业各为期两三个月的实习。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而学校图书馆又藏书颇丰。我在大学读农机系的同时，总能抽出时间来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学习中文系的有关课程。——现在想来，我还十分自豪，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我总算没有白白度过青春韶华！
6、技术员
1964年春耕开始，县委赵书记和我站胡书记到当时唯一的ДТ–54拖拉机的耕作现场视察，拖拉机竟拉不动五铧犁！胡书记当即打电话叫我和主修工吴忠辉师傅（16）前去排除。到了现场我检查判断是柴油机供油角度错误，并迅速予以排除，拖拉机立刻突突突地拉着五铧犁在大田里正常耕作！——我的内心十分激动，这是我大学毕业当技术员以来，第一次解决的技术难题，而且是在春耕大忙的火线上！
吴师傅是上海来的技术工人，又是劳动模范，身材魁梧、相貌粗犷，只因他拿手的美式柴油机维修和苏式的不同而出此差错。从此我俩成莫逆之交。
那两年上级陆续给我站调来11台崭新的“东方红—54”拖拉机和配套农机具，全站职工也增加到近百人。 我是站上唯一的技术员。我主持创制的“耙地—筑埂—播种—镇压”复式作业机组保证了播种质量、提高了工效和降低了油耗，使得我们W县拖拉机站成为1965年全疆六个先进县拖拉机站之一。
1960年代初，同龄人一千几百万，大学毕业生每年只有二十几万。那时我州大学毕业的农机技术员约有十人，我们二十年后才得以晋升工程师，这期间没有人被培养入党，更没人被提拔。基层的站长、厂长、科长全是文化低的外行担任。
1966年上半年“四清”运动要求每个干部都要在群众大会上把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问题谈出来，向党交心，并要得到群众的通过才算过关。——我的自查发言得以顺利通过。而叶统计因为说过“褚秘书不识几个字怎么能当秘书？”就被下放到农村去了。
7、被打成黑帮
1966年8月下旬，站“WG领导小组”成立，他们背着民兵的步枪，查抄了张医生、姚会计我的住处。我父亲留下来的一大箱子马列主义著作和文学名著，还有我写了十年的八本日记成了他们的战利品。
当我得知他们还准备给我戴高帽子，犹如遭到当头一棒！——我受党的教育十多年，怎么忽然就变成“南霸天”——要被戴上高帽子游街了？！于是，我立即上街搭便车去州党委告状。到了州城，只见州党委被示威群众包围，“炮打州党委”的口号声震天动地。大街上，随处可见戴高帽、挂黑牌的“黑帮”们被押着游街示众，有的“黑帮”甚至被泼得浑身墨黑——我感到格外惊惶，便搭班车去乌鲁木齐，打算向区党委上告。
我乘班车来到乌鲁木齐，只见满街满巷到处都张贴着大字报大标语和形形色色的传单、海报。穿梭般的宣传车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街头不时有呼喊着革命口号的游行队伍呼啸而过。在人民广场北京来的红卫兵像分作几拨进行宣讲和辩论……
我来到自治区党委“文革接待站”， 接待人耐心听完我的诉说之后，态度和蔼而又诚挚地说：“最近中央下达了文件，对在前一段时期被打成‘反革命’‘黑帮分子’的一般干部和普通群众通通平反，像你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回单位了。”我回到站里，果然没有人来过问。
平静的日子没有过多久，在一天早晨“雷打不动的”的政治学习时，照例主持学习的褚秘书在读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后，说现在开始讨论，一下子许多人都举起手来要求发言。可见“站文革领导小组已经事先作了布置。有的说，程正渝，你在日记里为《红楼梦》之类的书写了读后感，难道不是歌颂封资修吗？有的说，你的祖父和父亲都当过国民党的官，难道你不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吗？有的说，你有俄文书、英文书，还唱外国歌，难道不是崇洋媚外吗？还有的说，你藏着一大箱子书难道不是想当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吗？……
我尽量克制自己，模仿北京红卫兵，从口袋掏出在乌鲁木齐买的《毛主席语录》（当时站上其他人还没有），翻开来，高声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这一招还真灵，唧唧喳喳的会议室一下子安静下来了，“世界上只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最省力，因为它可以由人们瞎说一气，不要根据客观实际，也不受客观实际检查的。”我合上《毛主席语录》，接着说：“辩论要摆事实讲道理，乌鲁木齐的规矩是，双方无论人数多少，都规定每方各发一次言，交替进行。”
他们居然照我说的办。经过一来一往的激烈辩论，会场沉静下来。
“党的政策是‘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不能讲家庭出身不好就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吴师傅打破沉静说了这么一句，吴师傅平时开会很少发言。
“上中学都要学外语的，怎么能说这就是崇洋媚外呢？”同宿舍的钳工小俞也接着说了一句，他也是贫农出身的工人，也很少在会上发言。……
此后，又沉静了一些日子。
不久，他们又到处张贴谩骂和恐吓的大字报、大标语。我被打成了“黑帮分子”、“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国民党的孝子贤孙”等等。他们还对我们站上这几个知识分子轮番进行没完没了的批斗。
8、红旗战斗队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的元旦社论，鼓动WG初期受压的群众、出身不好的要求革命的人们起来革走资派的命，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长久压抑在胸中的怒火燃烧起来：每个人都是革命的对象又都是革命的动力，这些“革命派”凭什么不准我革命？凭什么对我进行一次又一次的打压？
我把元旦社论选了几段念给吴师傅和工人们听，引起了大家的共鸣。于是，我起草了一张大字报：《我站文化大革命向何处去？》指出：我站自开展WG以来，斗争的矛头始终是对准群众的，大方向完全错了，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家联署誊写贴了出去，立刻引起正在站部集中冬训的职工们的支持和声援。接着，观点相同的职工集会，成立了“三新”（17）下属的“红旗战斗队”，选举吴忠辉师傅为一号勤务员，成为站上人数最多的群众组织。我因为出身问题只能退居幕后，但是群众还是把我当做头头。
有一次几个少数民族群众慌慌张张跑到我们宿舍，说：“程技术员，我们把胡书记批斗哭了，怎么办？”我问：“你们没有搞武斗吧？”他们答：“没有。我们只是问他，你不知道国民党是不好的吗，为什么要当国民党的兵？他一下子就哭着说‘那时候是吃糠咽菜被逼无奈呀。’”我说：“你们没搞武斗就好，不要再批斗他了。”当时吴师傅和几个勤务员都在场。大家也都习惯我在幕后处理问题。
有一次，“红旗战斗队” 在传单上写错了字，竟惊动州公安处舒处长亲自来调查，并公然对我本人进行恐吓！接着县武装部的孙部长（也是县生产办公室负责人）来我站调研，也在背后诋毁我。随后，矛头指向我个人的大字报大标语和漫画铺天盖地贴满了角角落落。——自WG开始以来，我无端遭到人身攻击已经习以为常，诚如遇罗克说的，我们这些“出身不好的人”是“先天的罪人”！
1967年4月初的一个清晨，我到某机车排除故障后、试车犁了一夜的地，正准备停车保养，只见地头有几个人正在查看耕作质量。我驾驶机车来到地头，看到为首着军装的正是孙部长。他也显然看到了坐在驾驶室里戴眼镜的我！他们没有招呼示意，我突然一转念没有按照常规停车招呼示意或停车保养机具，而是转过地头示意农具手降下犁铧，接着加大油门，继续犁地。机车咆哮着前进，犁铧劈开层层土垡。我回过头从车窗看看孙部长们，他们向渐行渐远的机车组呆呆地望着－－伴随机车的轰鸣，我心中的热血奔腾：你们看清楚了吧，这就是你们认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在那黑云压城的WG岁月，我瘦骨嶙峋，身穿旧工作服，吃着集体食堂清汤寡水的饭菜，倦伏在集体宿舍的角落里，提着笔，一副困兽犹斗的模样，——竟同时受到几位女子的青睐：一位矫健挺拔的女知青写信鼓励我；一位来串联的美貌红卫兵给我送来粮票和钱；一位风姿绰约的焊工偷偷给我洗衣服……
9、身陷囹圄
武斗气氛不断升温，W县三促又贴出打倒包括我在内的三大牛鬼蛇神（18）的大幅标语，我只得于1967年11月下旬逃离W县。
1967年12月6日W县三促暴徒公然制造了一起震惊全疆的流血事件（19）：打死三新群众十多人、打伤几百人，……
我逃到母校，在八农造反食堂帮厨艰难度日。坚持了半年，新疆各派要大联合了，我到新工总开了一张介绍信：赴京找“三新”谈判代表团递交W县”12▪6”惨案的材料。1968年5月初，我第一次到北京，被民警遣返，理由是“北京革委会通令不准外地人上访”。我只得回到陕西华县赵村家里（20），家里极度贫困，每天只有少量的麸子馍和萝卜丝充饥，两个月我没吃过一顿饱饭；更难受的是，每天都要挨母亲的骂，——我参加工作四年来，每月按时给家里汇20元钱（我每月的工资为60元），竟似乎没有这回事似的！我的心无比悲凉，虽已囊中空空，仍决绝离去。
到了北京，我先找了在某中当教员的高中同学赵铭善，他被关在学习班里，自然借不到钱；离“三新”谈判代表团接见还有几个小时，我无奈决定去找据说在法国使馆开车的孙子清（21）。当门卫叫来的馆内工作人员回答我：没这人。我即离去，此时一位带班员从后面赶来，把我叫回大门口，问东问西，因当时北京严查外地人上访，我编谎出错，被拘留审查。一年半后，我被以“因想方设法与出入的外国人打招呼，取得联系，企图混入大使馆”而判刑13年！——这真是荒诞岁月里的荒诞案例。
10、父子同在一个劳改队
我在看守所一年半，相当预科班；劳改队五年，相当于我读大学本科的时间。——狱中这些年就当又上了一次大学，学的是社会学和法律学吧。
在监狱里，我见到了社会的阴暗面：形形色色的案件；各种各样的犯人；被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卷入牢狱的人们……
看守所十多平米的房间关十多个人；每天只给犯人两个小窝头。
进了看守所的人，关上一年半载无人过问是很普遍的现象。
在看守所无缘无故遭到捆绑吊打是常有的事。
1969年因为逃苏和东突活动猖獗，W县看守所人满为患……
1970年初，我进劳改队正值“一打三反”运动，面对拷打式批斗“反革命集团”（22）的高压，加上在饥寒交加条件下干重活的摧残，——在入监队人人自危，时时与死神相伴。我唯有咬紧牙关顽强熬过危难时日。
那时正是WG砸烂公检法的非常时期，我不断上诉却无人过问。
后来，我被调到机耕队，并当上了大组长，借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时间，我阅读了《哲学史》《反杜林论》《控诉法西斯》等书，以及“自由犯”搞到的一些文学书籍；我还抄录了许多诗文，准备在调往塔里木时藏在被褥里……
我身陷囹圄后，从没打算跟家人联系。三年多以后，母亲来北戈壁劳改农场就业队父亲处，由于偶然的机遇，找到了我。
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全新疆有几十个劳改农场，我们父子俩却殊途同归，恰恰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23）！－－或许这就是我们父子两代知识分子的宿命。
此后，母亲和五弟奔波于新疆北京，历尽艰辛，为我的冤案上访上诉。
11、平反
1975年初，我平反后回W县农机厂（24）任技术员。6月，我跟刘桂英结婚，她是厂里唯一的女党员，又是基干民兵，还给她发了一支冲锋枪挂在屋里。——连想起WG初期“革命派”背着枪查抄我的住处的情景，真是感慨良多呵。
平反后母亲来到W县，我们主动将补发的工资五千多元（25）交给她，她却依然大吵大闹……那时候生活穷困缺医少药，我们的长子尊湘，得了肺炎，仅一岁五个月，就在他奶奶的骂声中夭亡！——这是我平生最伤心的事。
后来我被调往某公社任农机站长。1980年代初期晋升助工、工程师。
1970年代后期，程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父母得到了改正、平反，并回到新疆外贸局。他俩在1948年加入民革并投身中共领导下的地下革命工作得到确认，办理了离休手续。
五弟正洲在1977年12月参加了WG后的第一次高考，在华县列第五名。他这位“老三届”学子，在农村蹉跎了11年岁月，终于走进了大学的殿堂。后来成为高级教师。
四弟正潭直到1979年34岁时，也就是下乡当了17年农民之后，才回城到县建筑公司当学徒。他发奋努力，由瓦工进而当上了施工员、技术员、工程师、队长、经理，并被委派出国考察。
小妹下乡当了十多年农民后，回城当了工人；在80年代初参加转干考试后，当上了国家干部；后来通过自学考试取得本科文凭，并成为副处级干部。
大哥正海1980年恢复教师工作；后来成为高级教师。
大姐正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成为某师院的教授。
只有三弟正湘，在1968年10月初，为迎接“革委会”成立，在哈密一小宣传队排练节目，竟遭对面粮食局暴徒的炮弹袭击而遇难！
12、先进教师
由于德高望重的技校创办人黄仕南（26）的引荐，1980年我调到州技校任教，1983年被教职工评为先进教师，随后在对校领导班子的人选进行民意测验时我得票最高，——这是我平生最受感动的一件事。后来我曾兼任教务副主任、实习厂厂长。1988年，任职州技校首批唯一的高级讲师。
13、退休
1995年我提前退休，藉口是据传新疆有内部文件规定，WG中受到冲击的，工龄30年即可退休。其实还因为校领导一茬一茬都是文化程度低的外行，既不懂教学，也无心于教学；我也不想再看季羡林先生说的“小人”的脸色了。……
退休当天，B市职高和某县职高就派人来聘我去任教，我因要写回忆录，借故推辞了。不久我应聘为州交通局大专班授课，于是一发不可收拾：同时还给州运管站的培训班讲课；又受聘于州会计事务所对全州国企改制（机器设备）进行评估，同时还给下岗工人写诉状；还为州机动车检测站聘用，几年中摆平了所有官司。——总之，我同时给三四个单位打工，正好挣点钱支援儿女上大学。
2006年女儿冰莲和建江结婚，后在西安购房购车；2009年外孙博扬出生。
2007年儿子尊现和丽芳结婚，后在北京购房购车；2011年孙儿德睿出生。
2007年，我和桂英到哈密，为正湘寻墓立碑。
2010年，我和桂英到天塘，为祖父立纪念碑。
退休后，我和桂英到上海故居和母校瞻仰观光，还到全国多地旅游；也到过港澳台、日本等地观光。
14、为未来作见证
我一直眷恋着少年时的文学梦。退休后，我在香港中文大学《民间历史》陆续发表了《程氏父子在民国》《遍插茱萸少一人》《囹圄纪事》等近百万字的作品。2014年6月《民间历史》编辑通知我：“我们最近筹集了一些资金，想资助几本书在国内最好的三联出版社出版，我想推荐您的几个长篇，相关短篇也可以附在后面。”2015年8月又通知我：“《程氏父子在民国》我推荐北京三联已通过，近期他们会和您联系、寄合同。”……
虽已迟暮，我仍痴迷非虚构写作，但愿为未来作个见证。
注：
（1）祖父程一中于1934年（时任农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购置。
（2）郭春涛（1898—1950），湖南炎陵人。民革的创始人和领导人。解放后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3）秦德君（1905—1999），重庆忠县人。早年投身革命。解放后任2—7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火凤凰》。
（4）陈伟斯，中共党员，早年从事地下工作，1957年被打成右派。1980年出任《民主与法制》的记者；1981年因撰写《林昭之死》而闻名全国。
（5）徐甫堡（1912—2006），著名画家。中共党员，早年从事地下工作。
（6）此前，姑姑哲宣和姑父黄建平已由中共地下党组织派往湖南。
（7）杨墨秋（1940—2004），语文特级教师。1990年代任上海复兴中学校长。
（8）实际上就是指“历史上有问题”的人。后来在历次运动中，许多人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右派分子”等。
（9）金毅深曾任华东外贸部秘书科长。满族。祖辈是满清高官。
（10）赵铭善1958年保送北师大，后在北京某中任教。
（11）王嵘（1938—2008），曾任新疆作协副主席。著有《新疆艺术史》。
（12）王秀兰（1938—1966），1958年回塔城体委工作。WG时因“里通外国”、幼儿有“反动言论”遭批斗后自杀。
（13）在右派改正时称：“程元宇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
不应划为右派”。
（14）中央监察部三次撤销开除处分均遭拒。
（15）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只能享受1/3的助学金。
(16)吴忠辉（1932—2006），1969年入党。1971—1975为驻县中工宣队负责人，县中党支书。后任县农机厂副厂长。
（17）新疆当时的两大派群众组织：“三新”（新工总、新农总、新疆红二司）；“三促”（工促会、农促会、红促会）。
（18）W县三促诬指的三大牛鬼蛇神，前两位都是当权派，我这个技术员叨陪末座。
（19）见《中共博州大事记》P147.
（20）四弟正潭1962年以下乡知青从西安安置到华县赵村，全家随去。
（21）孙子清原为内地下放干部。1966年初，盛传其找到了父亲（其父是法国人，其母是印度人）……。1980年新疆公安厅曾派员专程来W县询问我是否知其下落，被我怼回：这么多年你们尚未搞清，我从何得知？
（22）所谓“马雪尘反革命集团”枪毙9人，后被平反。
（23）劳改队对外称农场。
（24）县拖拉机站在1970年改制为县农机厂。
（25）补发工资扣去狱中生活费1000元后，实发6000多元。
（26）黄仕南后来才当上副校长。他也是原州农机培训班（州农机校前身）的创办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