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1、在乡下读童话书
2、到上海见大世
3、难忘父亲的书架
4、高中时爱上文学
5、语文统考第一名
6、大学时多读一个中文系
7、走进社会深入底层
8、文革初被抄走一大箱书
9、亲历文革读鸿篇巨制
10、在狱中抄录诗文
11、父子殊途同归
12、平反归来
前言
我有幸自幼就喜欢阅读，年既老而不衰。
我这里说的“阅读”是广义的，主要是指阅读文学作品，也包括其它书籍，以及影视作品等。
既然是谈阅读经历，自然会谈及时代背景和相关人物；也会谈到与阅读有关的感想。
1、在乡下读童话书
1946年春，父亲元宇从上海给我们弟兄带来许多书，像《胜利课本》《从盘古氏到孙中山》《木偶奇遇记》《丰子恺漫画集》等是配文字说明的画册，还有范泉先生改写的《世界文学名著▪少年文库》12本书，是以文字为主配插图的。
母亲一有空，就会在书房读书给我们听。我们弟兄几个就围着妈妈，一面盯着书，一面静静地听：
“我们联合美国人，攻打日军一条心。” 《胜利课本》上画的是，一个海岛上，飘扬着美国国旗的军营前，一位美国军官瞄着望远镜……
“我们联合英国兵，夹攻日军不留情。”画面上是中英两国士兵，排头举着各自的国旗，排成两行在山里行军……
“我们联合苏联，立刻对日宣战。” 画面上是一位翘胡子的苏联军官正在指挥炮兵射击……
《从盘古氏到孙中山》这本画册，按时间顺序介绍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历代名人事迹，其中以孙叔敖埋蛇、匡衡凿壁借光、曹冲称象、司马光砸缸等名人少年时代的故事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书中的张骞、班超、卫青、霍去病、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等英雄人物的事迹也跃然纸上，使我们对祖国的历史也有了初步的了解……
母亲张国华早年在家乡四川秀山读师范，随五姨妈来南京，后考入法政学校就读，与邻居的父亲相识。1935年父亲考取上海交大、母亲从法政学校毕业后，二人结婚成家。抗战开始父亲即投笔从戎，担任代理陆军大学校长蒋百里的侍从副官，并创办《今天十日刊》宣传抗日。全家也从上海辗转来到湖南老家桂阳县天塘村。
母亲一直坚持给我们弟兄们读书：
鲁滨逊在荒岛上营造家园……
格列佛被小人国数百名士兵俘虏了……
辛巴达把自己缚在神鹰的腿上，随神鹰飞向遥远的地方……
堂吉诃德骑着瘦马、举着长矛向风车冲去……
十一只戴着金冠的天鹅用嘴衔着装着他们的妹妹艾丽莎的网蓝在碧兰的大海上空飞翔，飞过山岳，飞过森林，飞过云雾缭绕的宫殿和教堂……
范泉先生改写的《世界文学名著▪少年文库》12本书，包括：《鲁滨逊飘流记》《格列佛流记》《天方夜潭》《安徒生童话》《伊索寓言》《格林童话》《木偶奇遇记》《堂吉诃德》《爱丽丝漫游奇境记》《团的儿子》《金表》《胡萝卜须》等。这十二本书配有插图，通俗易懂，我们弟兄们竟相阅读，爱不释手。这十二本书展现的古往今来精采纷呈的世界，对我们弟兄们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我家的三层楼洋房子位于天塘村的中央，是祖父一中在1939年到1941年建成的。
祖父一中（1896—1960）,出生在天塘村西北的横榨岭，家境贫寒，自幼喪父，从小就能刻苦学习。1917年考入武汉中华大学，后到广东投奔孙中山；1926年创办《南岳报》宣传北伐；后任湘潭县长；1927年任北伐军第八军政治部主任；1932年任实业部秘书主任；抗战时曾任国民党中宣部秘书主任。1946年加入民革。解放后任湖南省人民代表、政协湖南省常委。
这栋砖木结构的三层楼洋房子，结构跟上海“弄堂房子”相似，走进楼房是宽敞的堂屋，两边是厢房。二楼西厢房是书房，有几个大书柜，摆满了许多带骨针的线装书和西洋式的精装书：线装古书有《论语》、《孟子》、《易经》、《曾文正公家书》等；精装书有《四部精华》、《资治通鉴》、《世界史纲》等。这些书名我当时就记住了，当然更多的书的书名我并不知道，也没有记住。书房里还有一些精装的英文书籍，其中有一本的封面上是天空的云彩里出现了一只大猫头，猫头露出神秘的微笑，人们个个抬头仰望着天空中这只猫头，无比惊惶失措，这些人的穿着打扮跟格列佛是一样的；还有一本书的封面是一弯新月悬在墓地上空，有几个像人样的鬼走出坟墓坐在墓碑旁，书的后面有一行汉文小字：《月湾村之鬼》——我们无从知道这些书里的故事——然而，书和书房因此更神奇，更神秘了。
1945年秋，我刚满五岁就进天塘村族立国民小学读一年级了。国文课本第一课是“来来来，来上学，大家来上学。”不像父辈从小学古文，因此古文底子差。姑姑哲宣（1）是学校的老师，她还教我们唱歌：
手拿把锄头锄野草呀，
锄去那野草好长苗呀，
依呀嗬嗨，呀嗬嗨……
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
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
1945年年底，因抗战胜利祖父和父亲、姑姑先后去了上海。1946年初，父亲又接曾祖母、祖母、和姐姐去上海了，留下母亲和我们几弟兄仍住在天塘村。
1946年秋，父亲回天塘住了很长时间，除了每天上午在书房教大哥和我临帖写毛笔字外，就是重读《资治通鉴》和《曾文正公家书》。
父母有时候捧着线装古书，像唱戏拟的拉长声调一唱一和读起来：
孔雀东南飞
五里一徘徊……
母亲高兴的时候会从书架上抽下一本书来念给我们听。
厚厚的《西行漫记》就是其中的一本。其中有毛泽东戴八角红星帽的照片、贺龙的照片等。还有一张是“农民游击队”，农民们举着长矛大刀，母亲还轻轻地哼《游击队歌》：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母亲有一次把精装的《世界史纲》抽下来，里面有拿破伦、华盛顿等的画像，母亲念了几段并给我们讲解。听母亲讲，父亲那时最佩服曾国藩和拿破仑。
我们弟兄们都围在母亲身旁聚精汇神地听讲。大哥到底大些，他和母亲常常交谈得津津有味：谈丰子恺的《生死关头》，谈曹禺的《蜕变》，甚至谈《陈公博自白书》，我们几弟兄就是听也听得不甚了了了……
神奇的书使我自幼就耽于幻想，沉醉于不出声的自言自语自编故事。而童年美丽的幻想又都跟神奇的书分不开的。神奇的书使我一生都爱书，都以书为伴。神奇的书使二楼的书房变得格外神秘了。我们读了一些为孩子们写的书，就知道了那么多故事，几个书架都摆满的书里该会有多少故事呵！
因为家庭矛盾，我很小的时候被从母亲身边抢走，由奶娘养大，所以母亲讨厌我，经常打骂我。1947年夏天的一个早晨，母亲暴怒痛打我的时候，我忽然一反逆来顺受的常态，冲出大门，逃到我们检过竹笋和蘑菇的背岗山树林，那里有匹诺曹、胡萝卜须他们……
那时我常常独自流着泪读《胡萝卜须》，那是一本叙述一个可怜的孩子的书。
大姐也常从上海给我们寄来《小朋友》等书。
贴在饭桌跟前的墙上的报纸是父亲从上海寄来的。上面有大幅的电影广告《一江春水向东流》，有白杨和陶金的大幅剧照……
母亲和大哥议论着这部电影：白杨饰演女主角素芬，陶金饰演男主角张仲良……这部电影剧情如何曲折，如何在上海引起轰动……
贴在墙上的报纸上的电影广告，都有小小的剧照：
《九死一生》是一个中国人在高楼林立的大街上逃跑，后面跟着一队追赶着的日本兵……
《一将功成万骨枯》是一个美国军人面对着远处许多持抢的印第安人……
《同是天涯论落人》是深情对视的一对男女……
《仙妇女下凡》是一个跳着舞的外国女郎……
还有《二房东小姐》《六宫粉黛》《夜店》……
但是，电影是怎样的呢？在天塘村只有过节时在会馆（祠堂）唱祁阳戏，或桂阳昆曲。偶尔还有外乡来唱独角戏的。
我家在天塘老家的那栋三层楼洋房子解放后一直被当地村政府所征用。1985年9月，政府按照政策把这栋洋房子交给了我父元宇，但是大批书籍等早已损失殆尽。
注：
（1）程哲宣（(1924—2015)，1945年考入国立苏州教育学院音乐系，师从蒋英。1946年入党。后在湖南医学院任职。
2、到上海见大世面
1948年春天，母亲独自带着我们弟兄五个（大哥十岁，五弟才半岁）从山清水秀的湖南故乡来到繁华热闹的大城上海。一路上，我们坐轿子、乘木船、坐火车、登轮船，既看到了祖国的壮丽山河，也见到了兵荒马乱的社会。
——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们弟兄有幸从小就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机遇。
我们到上海插班上学不久，学校举行作文比赛，我和大哥分别夺得三年级和四年级的头名。——我们是才从乡下来的孩子，竟能在作文比赛中一举夺魁，显然跟我们平时爱阅读有关。奖品只是一本薄薄的《作文本》，可是对于我们的意义重大：从此一直到高中，我的作文一直受到历任语文老师的表扬； 更为重要的是，我从此爱好文学，爱好阅读。大哥正海以后成了中学语文高级教师。
我们到上海后，爸爸照例给我们买了许多书，其中《三毛流浪记》最使我们弟兄爱不择手。我们在上海随处都可以看到三毛：那搭着三轮车的靠背，跟着三轮车跑的穿得破破烂烂小孩，伸着手唸叨着：“老板娘把点吧！”——不就是三毛吗？那在垃圾堆旁检破烂的小孩，不就是三毛吗？还有，街上外国女人牵着一条穿着衣裳的小狗，也跟书上画的一样！甚至，姑姑办的那所“方震小学”也跟书里画的那所小学是一样的。……
祖父一中常穿一袭深灰色长袍，平日寡言少语。有一次带我和三弟去电影院看电影《1948世界运动会》，这也是我们第一次看电影，感到特别稀奇。看完电影，祖父语重心长地教导我们：无论干什么，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像中国运动员楼文敖（1）那样坚持到底。1949年2月，祖父受组织委派回湖南长沙，参与和平起义的策反工作。
祖母常带我去电影院看电影。像美国电影《水莲公主》《一将功成万骨枯》，中国电影《清宫秘史》《国魂》《一江春水向东流》《希望在人间》，苏联电影《红场大检阅》等等，当然，我只是开了眼界，一睹大千世界。
1948年秋，我的父母经搬到我家住所复兴中路496号二楼的郭春涛（2）、秦德君（3）夫妇的介绍，加入了民革，并从事中共领导下的地下革命工作。
父亲那时常看的书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以及《大众哲学》《西洋哲学史》《中共领导人简介》，还有《新华日报》等。其中有些书是父亲的友人、长相英俊穿着时髦的中共地下党员陈伟斯（4）带来的。
上述有些书和《新华日报》我曾在亭子间翻过。那时中共的地下工作做得深入人心，像《团结就是力量》《你是灯塔》《解放区的天》等歌曲早已在上海民间传唱开了。
父亲还带我们去福州路逛过书店，那么多的书店，那么多的书，真是让人大开眼界！环龙路的“生活书店”允许在书店内看书，有许多小孩在那里看连环画小人书，其中《野天鹅》画的好，内容也感动人。
上海解放前几十天，就听到断断续续轰隆轰隆的排炮声，也看到国民党军队在街头堆沙包、修碉堡，公园里也曾摆满了受伤的军人。但到解放的那天却出奇的平静，大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列队进城秋毫无犯，群众夹道相迎。——我在上海亲历了沧桑巨变！
解放前夕，我们全家到国富门路一座清静优美的花园洋房居住，原来是祖父的一位好友全家已去香港，托我父代为照看他的房产。解放没几天，从解放区来的文工团——著名的“新安旅行团”，就进驻了这座花园洋房。他们男男女女几十个人在这栋豪宅饮食起居、学习、开会、排练节目，活动空间竟绰绰有余。
他们每天都在花园里排练节目，排练秧歌剧《兄妹开荒》和一些自编的秧歌舞、打腰鼓等。
秧歌剧《兄妹开荒》是每天都要排练的：
男：雄鸡雄鸡高呀么高声叫，叫得太阳红又红……
女：太阳太阳当呀么当头照， 送饭送饭走呀走一遭……
在离开这栋豪宅前的晚上，我第一次听到“新安旅行团”的手风琴手拉那首《青春舞曲》，缠绵悱恻，大不同《兄妹开荒》。
解放后，父亲给我们弟兄订了《小朋友》和《儿童世界》，这两本儿童刊物还有连环画小人书一直陪伴着我们。那时候有两本很出名连环画小人书：《白毛女》和《丹嬢》，就是父亲的朋友、常到我家来的又黑又瘦的徐甫堡（5）先生画的。
朝鲜战争打响，我们磐石小学天天都出“黑板报”，看得我们热血沸腾！回到家里还要接着看父亲订的《解放日报》，——就这样，我从此开始每天都看报纸，关心时事政治，几十年如一日。
大姐正江那时是教育家吴若安创办的“民立女中”的学生。她住的亭子间里的桌子上有许多书，有冰心的《寄小读者》和马克▪吐温的《傻子旅行记》，也有朱自清、陶行知、丰子恺的书，李季的诗，还有《洋铁桶的故事》《牛皮阿狼》《李有才板话》《火光在前》等。——我们弟兄也囫囵吞枣地把这些书看了个遍。
大姐在桌上抄了一首裴多菲的诗：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当时就朗朗上口，却不懂它的深意。
注：
（1）楼文敖（1919—？），中国著名运动员，聋哑人。1948年到伦敦参加第14届奥运会，因为第一次穿钉鞋跑一万米，被一颗穿破鞋底的鞋钉磨破了脚，发挥失常，但仍坚持跑完全程。
（2）郭春涛（1898—1950）湖南炎陵人。民革的创始人和领导人。解放后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3）秦德君（1905—1999）重庆忠县人。早年投身革命。解放后任2—7届全国政协委员。
（4）陈伟斯，中共地下党员。1957年被打成右派。1980年出任《民主与法制》的记者；1981年因撰写《林昭之死》而闻名全国。
（5）徐甫堡（1912—2004），画家。我父的友人，解放前曾从事地下革命工作。
3、难忘父亲的书架
1952年5月，我们全家随父亲所在的“华东革大”第四期赴疆团从上海出发去新疆。这是我儿童时代又一次难忘的长途旅行。
后来我才知道，1951年镇反运动，因郭春涛去世，秦德君蒙冤，我的父母在他们领导下从事的地下革命活动未被承认，而我父作为身份掩护担任输出入委员会科员等职务却被认定为国民党留用人员和有历史问题，为以后打成“历史反革命”埋下了伏线。并于1951年9月调华东革大学习，接着就以支边为名，派往新疆。
于是，我们就永远离开了四代人居住了近二十年的上海老宅。
刚到新疆，华东革大赴疆团集体住在新疆军区司令部大院。傍晚，大院里就会拉起幕布，响起广东音乐，接着放映电影，多是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斯维尔德洛夫》《保卫察里津》《夏伯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人间》《带枪的人》等等，真使我们这帮孩子大饱眼福。
后来父母分配了工作，先分在商业厅，后又分配到外贸局。一家九口人，只分得一间二十平米的房子。父亲别出心裁地用两块砖架一块木板，一层一层往上搭，搭成直到房顶顶棚的简易书架，摆满了书籍。——这个简易书架给我们弟兄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住所如何简陋，生活如何艰难，人生离不开书籍！
父亲还在简陋屋子的墙上贴上几幅齐白石的花虫、徐悲鸿的奔马。
父亲喜欢买书，书架上的书也越来越多。主要是马列经典：《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文选》《斯大林全集》《毛泽东选集》《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列宁：哲学笔记》《国家与革命》《列宁主义问题》《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传略》等。（其中一些是解放初在上海买的，带到新疆来的。）还有《世界史纲》《四部精华》《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鲁迅杂文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大众哲学》《西洋哲学史》等等。
那些年，父母两人的科员工资并不高，而我们弟兄姊妹多家庭经济负担重，买书很不容易的，何况那些马列经典多是精装的。
我父元宇这个1930年代的交大学子，解放后痴迷于学习马列经典，把马列经典奉为圭臬，并引以为荣，给我们弟兄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1952年9月，我考入省一中。新疆省一中创办于1891年，原名博达书院，是新疆当时的最高学府。有着光荣的历史。
我在新疆省一中读初中的三年平平淡淡，只有语文课常得到老师的表扬，作文常在班里当范文读。
进初中不久我就开始从图书馆借书看。我先借老舍、茅盾和郭沫若的书看，不甚了了。后来借《水浒》、《三国演义》看，一看就着了迷，一发不可收拾。《水浒》《三国演义》都看了好几遍，一百单八将的星宿和绰号都能背下来；《三国演义》最后的《古风一篇》也能背下来。那时同学们中间还传看着《杨家将演义》《说岳全传》《两汉通俗演义》《薛仁贵征东》《薛平贵征西》《罗通扫北》《五虎平南》《彭公案》《施公案》等等，我也抢着看。有一次我抢了同学一本《十二寡妇征西》，在午睡时挤在集体宿舍刚翻了几页，恰恰教务处张主任来查号，被当场收走，还在大会上点名批评。不过，这些武侠小说看得多了，我总觉得千部一腔，千篇一律；飞檐走壁之类也太不着边际。——直到后来金庸的书那么出名，我还是一本都没看过。
那时候连环画小人书也很流行，街上常有小人书摊，其中严绍唐画的各种武侠小说最多，他画的书那才真是千人一面，读者照样很多。我家也积攒了不少小人书，三弟正湘还在街上摆过书摊呢。
1950年代初是向苏联一边倒，苏联是我们的老大哥，一切都向苏联学习。学校规定都要读《卓雅和舒拉的故事》《古丽雅的道路》《真正的人》《普通一兵》等书。我们都认真地读了，也很受感动。那时还有一本大部头的《青年近卫军》，写一群苏联青年跟德国侵略者作斗争的故事，一次正看到紧张处，上课了，我意犹未尽，左手撑着头作掩护，把书放在课桌里继续看，直到刘泽民老师走过来把书从课桌里拿出来，我才知道。刘老师把书翻过来看了看封面仍交给我，一句话也没说，继续讲课。——此后，我在课堂上再也没有看课外书了。后来，我也当了教师，懂得刘老师这是爱护我，启发我。
在初中，同学们还竞相阅读《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等描写抗日战争的小说。特别是《新儿女英雄传》，它情节紧凑、叙事生动、人物形象像牛大水、杨小梅、黑老蔡和张金龙等栩栩如生，很吸引人。再加上同名电影也拍得不错，相互交辉，令人难忘。
1954年秋的一个星期日，大姐也回家来了（她自从在省一师读书就很少回家），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父亲感慨地说：“今天你们兄弟姊妹7个人都聚齐了，这样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不久你们就会远走高飞，各奔东西……我要把你们七个都培养成大学生！”我们弟兄姊妹都低着头吃饭，只听见筷子嘈嘈切切的声音，谁也没有作声，使这个短暂的时刻显得格外凝重，深深地镌刻在我的记忆里。
我们弟兄都喜欢阅读：五弟正洲小学一年级就看《水浒》；四弟正潭小学就能给小朋友讲《三国》；三弟正湘喜欢收集小人书；大哥正海则从小就爱书如宝。
一年后，大姐正江考上陕西师大中文系。此后，我们弟兄姊妹再也没有聚齐过。
4、高中时爱上文学
1955年9月，我考入乌鲁木齐高级中学，——当时新疆唯一的高中学校，师资力量雄厚，教学质量良好。
那时阅读苏联小说的风气很盛。像《远离莫斯科的地方》《收获》《被开垦的处女地》《茹尔宾一家人》《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等，同学们都竟相传阅。高尔基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和《母亲》也广为传阅，特别是他的自传三部曲，我后来还看了好几遍，给我的教益匪浅。
那时候许多同学都会背诵普希金的《假如生活欺骗了你》这首诗：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性急。
忧郁的日子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
我和同学们还从图书馆中借阅《家》《子夜》《骆驼祥子》等书。《啼笑因缘》也在同学们之间传阅。
1956年，确实是文艺百花时代，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接！
乌鲁木齐高级中学斜对面的“友好”电影院不停地放映着苏联电影，像《青年时代》《收获》《锦绣前程》等，印度电影《流浪者》《两亩地》，日本电影《二十四只眼睛》《没有太阳的街》《伊豆的舞女》等各国电影也堂而皇之地上映着；尤其是我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夜半歌声》《一江春水向东流》等也一部接一部地上映着！
街道上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拉兹之歌》《丽达之歌》……
街头巷尾、影院门口张贴着花花绿绿的电影海报……
1956年9月，我读高中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课分作文学课和语法课，文学课从诗经起全部是古文。这是我上学以来从没出现过的！使我有幸系统地学习中国古代文学的精品！使我有机会弥补古文知识的不足。
讲文学课的老师叫杨景峦，瘦高个子，满脸皱纹，双眉深锁，满脸络腮胡楂。杨老师讲起课来非常投入，眼睛略向上看，目光似乎射向遥远的时空，语调随着课文抑杨顿挫，自我陶醉得摇头晃脑。我们全神贯注地听讲，也渐入佳境，模糊了时空界限，步入到诗文描述的美妙意境之中：
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贤哉回也，一单食，一瓢饮，
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世溷浊而莫吾知兮
吾方高驰而不顾
驾青虬兮骖白螭
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
登昆仑兮食玉英
与天地兮比寿
与日月兮齐光……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听杨景峦老师讲课是一种难得的艺术享受，使人能感受到传世佳作穿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那时候学习了许多古诗，像《木兰辞》《孔雀东南飞》《梦游天姥吟留别》《琵琶行》《长恨歌》等我都能背诵。
也就在这个时期，我萌生了将来也要写作的念头。从1957年3月，我开始记日记，为将来写作做准备；一直记到1966年8月，记了36K150页本的八本。
只可惜文学课只开了三个学期，1958年受政治运动干扰突然宣布停止了。当年那三本珍贵的文学课本我一直带在身边，常常翻阅。
同班的赵铭善和王嵘也爱好文学，我们常在一起谈文学、谈理想。赵铭善因为色盲从南京炮校转来的，他也喜欢安徒生童话。王嵘则爱好马雅可夫斯基、郭沫若和郭小川的诗。王嵘说：“有人说，学跳舞越早越好；搞写作越晚越好，我看也不能晚。” 赵铭善说：“我打算将来給小朋友写童话。”我则认为，要像高尔基、马克吐温那样有阅历再写作。
赵铭善因为是革命军人，高中毕业被保送到北师大中文系（1），后来成了教授。王嵘高中毕业后到青年出版社工作，写了《林基路》等，后来当上了新疆作协副主席。
那时候赵铭善是团支部组织委员，王嵘是团支部宣教委员，他们开导我要向组织靠拢，要争取入团。还向我推荐红皮小册子《共产主义人生观》，是冯定写的，我认真地读了好几遍，开始思索人生观的问题。他们还向我推荐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那时的年轻人都认为“作党的驯服工具”理所当然。
毛泽东的文章《青年运动的方向》被选入语文课本，“知识分子要与工农相结合”，更是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当时在同学们中传阅得很火，许多同学都能背诵该书的那段名言：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那时，苏联根据《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又拍了一部彩色电影《保尔▪柯查金》，艺术手法新颖，突出了保尔和冬妮娅、丽达及朱赫来的形象，生动地描述了保尔在革命斗争中成长的过程。——这部电影的放映在同学们中引起轰动。
无独有偶。那时还有一本描写革命志士传奇故事的小说《牛虻》，同样也有一部同名苏联电影，也同样都风靡一时！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牛虻》两本书，我一生也读过好几遍，不仅对我的青年时代，而且对我的一生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1957年春，学校包场看电影《上甘岭》。当我看到在缺粮断水的坑道里，身负重伤的指导员请护士小王为大家唱《我的祖国》，护士小王含着热泪唱起来，同时银幕上展现出祖国的秀丽山河：
一条大河波浪宽
风吹稻花香两岸
我家就在岸上住……
蓦然使我感动得泪流不止。
回想起初中语文课学《谁是最可爱的人》时，也是感动不已。
可见直接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
在我们中学时代，语文课文必须有正确的思想性和政治性，有利于发扬爱国主义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因此，中共党史和革命领袖等方面的内容是必不可少的。如：《反对自由主义》《学习白求恩》《母亲的回忆》《老山界》《飞夺泸定桥》等等。
从初中起，每个学期的语文课几乎都有鲁迅的文章。如《为了忘却的纪念》《藤野先生》《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狂人日记》《孔乙己》《药》《一件小事》《故乡》《阿Q正传》《社戏》《祝福》《我们不再受骗了》《论“费尔泼赖”应该缓行》《“丧家的”“资本主义的乏走狗”》《自题小像》《自嘲》等，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都很高。我们还观看了白杨主演的《祝福》，对理解鲁迅先生的原著很有帮助。
1950年代教育体系与苏联全面对接，大量的苏联作品选入语文课本。如：《列宁的卫士》《第比利斯印刷厂》《永不掉队》《老实话》《二十世纪年代记》等等。
那时被称作描写农村的“四支铁笔”：孙犁《白洋淀纪事》《风云初记》；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周立波（《暴风骤雨》）和柳青（《铜墙铁壁》）。他们的书有的从初中就开始在同学们中传看了。还有《保卫延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也在同学们中广为传阅。
1950年代的中国小说多有图解政策的痕迹，很难成为经典流传下去。
那时候同学们中还传看着《红旗飘飘》《星火燎原》等书，我一连看了十多本。苏联小说《毁灭》《铁流》《士敏土》《白桦》等也是这期间看完的。
5、语文统考第一名
1957年9月1日，高三上学期开学的第一天，我像往常一样无忧无虑地到学校上学，走进教学楼，突然看到楼道里挂满了用毛笔写的大字报：
“杨景峦封建残余的教学方法必须批判”
“挖去张鸿慈剥削阶级的思想根源”
“吴景新必须老实交待其出国留洋等历史问题”
反右派运动开始了！遭到批斗的老师们不能再上课了！他们在接受批斗后分别在指定的地点写检讨，交待问题。杨景峦老师被隔离审查，见不到人了；他那年轻的俄罗斯妻子依然用自行车驮着两个孩子进出校门，只是母子们神色凄凉。——若干年后，杨老师的妻子奇迹般的把全家迁回了苏联。
我们的文学课改由王以恒老师讲授，她是语文教研组的组长。她年仅18岁的时候就在上海当中学模范班级“卓娅班”的班主任出名；1956年在乌鲁木齐文化电影院参加了话剧《雷雨》的导演和演出而轰动一时。
王以恒老师在一次讲课时，借题发挥，大谈徐志摩的诗经常出现“飞”的意象，用“飞”来象征自由，表达追求“自由”的强烈愿望。并背诵了徐志摩的诗：
……但它一展翅
冲破浓密，化一朵彩云；
它飞了，不见了，没了——
像是春光，火焰，像是热情。
尤其是，王以恒老师在语文课讲《诉肺腑》时，讲得非常精彩，提高了我对《红楼梦》的欣赏水平。这之前我虽然已经开始读《红楼梦》了，但显然还没有入门。
王以恒老师的丈夫原是《新疆日报》编辑，也被打成右派了，二人被迫离婚，若干年后才复婚。
高三下学期，我们的“文学课”又改成“语文课”了，课文增加了政治思想教育的内容。换了一位刚从陕西师大毕业的王宗琳老师，他用陕西土话照本宣科。课文包括毛泽东的《青年运动的方向》、鲁迅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夏衍的《包身工》、孙犁的《荷花淀》、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以及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中节选的《筑路》、波列沃依写的《战士遗孤》等等。
到了期末，语文课进行了全年级统考，高三年级（那时候全新疆只有我们一所高中学校）二百三十多名同学，只有两个满分（百分制），我是其中之一。——这是我中学时代的光荣！
正值高考来临之时，我父元宇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捕，我母也因为父亲辩护而开除公职（1），她只得带着三个幼小的弟妹到西安投奔读大学的大姐正江，大姐当即辍学参加工作接济弟妹；民国时法政学校毕业的母亲则给人洗被褥、卖冰棍支撑家庭。
据说当时有一个高考的不宜录取政策，政审很严。每个班都有一两名有“右派言论”的同学不发给准考证，我或许因为写过“入团申请书”能向组织靠拢而得以准许报考大学（2）。
那时已开始大跃进，上级要求，新疆应届高中毕业生只能报考新疆的大学，而新疆当时的四所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医学院、新疆八一农学院、新疆矿冶学院），除了新疆大学有一个“维文翻译”的文科专业外，并没有中文系或相关的专业，我也就没能学文科。在高中毕业前参观新疆八一农学院的实习农场和实习工厂之后，我遵照毛主席要求青年知识分子“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的教导，认为这农学院的农机系可以称得上是“亦工亦农”了，可以深入社会深入生活为将来写作创造条件！――于是，我就填报了“新疆八一农学院农机系”，并被录取。
注：
（1）到1970年代后期我的父母都得到平反改正，并办理了老干部离休手续。
（2）到了1960年，家庭出身不好的一律不准升学。三弟正湘在新疆高考名列第二、四弟正潭在西安中考第一皆不准升学。
6、大学时多读一个中文系
1958年9月，我们来到新疆八一农学院学习，首先参加了四个月大炼钢铁，接着是两个月的疾风暴雨式的拔白旗政治运动。
进大学不久，同学们中传看着苏联惊险小说：《冒名顶替》《形形色色的案件》《匪巢覆灭记》《蒂萨河畔》《射击场的秘密》等，和电影《山中防哨》《水银湖上的魔影》等；还有苏联科幻片《天空在召唤》《海底擒敌》等。科幻小说《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地心游记》《海底两万里》《陶威尔教授的头颅》等也受到同学们的青睐，其中《水陆两栖人》将科学想象和医学知识相结合，用紧张的故事情节和生动的语言描述，使读者如身临其境、亲历其事，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福尔摩斯探案集》也是在这时阅读的。
还有苏联小说《船长和大尉》（卡维林）、《不平凡的夏天》（费定）、《奥勃洛莫夫》（冈察洛夫）和《父与子》（屠格涅夫）等也是在这期间阅读的。费定说的“书是人生，名誉，财富，非言语形容的欢乐，对人类的深爱。”也一直铭记在我的心中。
那时大学里每个班可以订一份《参考消息》，还有《中国青年报》《新疆日报》等，由于我从小就有看报的习惯，班级的《参考消息》等就自然由我挂出和保管。此后，我一直看了五十多年《参考消息》（那时主要的信息管道）。
1959年3月，新学期伊始，学院正式开课。农机系属于理工科，5年制，课程设置30门，总学时在4000左右。
政治课当时开设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以后还开设了《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总课时为400多，是所有30门课中最多的，比《高等数学》的课时还多。。参考书都是些马列经典。我家那只装满书籍的大樟木箱那时由我保管，其中父亲留下的马列经典我大多能囫囵吞枣看下去；只有《资本论》，我每次硬着头皮读上几十页，就读不下去了。
有学者说：“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他，而是他真的能帮助你认识当下的世界与自己。”我父虽然认认真真读了那么多马列经典，却没能读通，也就不能认识当下的世界，也没能认识自己，——终于在1958年当上了“右派兼历史反革命”。
而我也很惭愧，虽然在大学五年马哲是主课，我认认真真地学习，也看了不少参考书，考试成绩也不错，以为自己学懂了哲学；直到“知天命”之年，苏联帝国解体，我才发现自己根本就没读懂马哲，当然也就没有学懂哲学。
换一种说法或许更准确：
通过大学对马哲的系统学习，自己的思维意识受到塑造，定格；直到三十年后苏联帝国轰然倒塌，我方才在震撼中逐渐获得认知觉醒。
在认知觉醒之前，即使读到哈耶克、奥威尔们的书，也可能改变不了自己当时被塑造的思维意识。——诚如叔本华所说：“阅读和学习是任何人都能自愿进行的活动，而思想却并非如此。”
这是我年过半百后对于阅读的感悟。
学院图书馆和阅览室是过去的礼堂，中间大厅高大气派光线充足，整整齐齐摆放着近百张课桌和凳子，供同学们阅读和上自习用。大厅北边三间互通的小厅的四周排列着报刊杂志架，摆放着《人民画报》《解放军画报》《民族画报》《大众电影》《上影画报》《科学画报》《知识就是力量》《文艺报》《收获》《诗刊》等数十种报刊杂志；南边三间互通的小厅摆放着各种专业技术杂志；——那时学院订有各类期刊杂志近600种。
阅览室大厅西边是学院图书馆，当时保有11万册图书。我翻阅图书目录，文艺类中竟有大量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和各种文学著作，真使我大喜过望。于是我如饥似渴地到图书馆借文学书籍阅读。引起图书馆倪管理员的注意。倪管理员个子高大，黑长脸庞，目光锐利。同学们都知道，倪管理员有非凡的记忆力，对图书馆的十多万册图书了如指掌。他向我建议道：“读文学方面的书，如果按照文学史的介绍读名著是最有效的，因为我们的时间毕竟是有限的。”——倪管理员的这个见解使我受益终生！从此改变了我以往认为“开卷有益”和凭兴趣阅读的做法，并养成了常年手不择卷阅读文学名著的好习惯。
倪管理员那时还给我介绍了才购到的《英国文学史》和《美国文学简史》等。
每当周末或假日，学院开两顿饭，早晨九点钟开早饭，我吃完饭就带上一本名著到阅览室去，坐在那里一直看到下午四点开晚饭，每个钟头可以看四五十页，一本三百页左右的书一天就可以看完。每打开一本名著，我都按捺不住欣喜和激动的心情，有时候一边阅读，一边手指都在颤抖。每本名著都展现出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栩栩如生的众生、深邃睿智的思想，——我仿佛也置身其中，休戚与共，不能自已。约翰.克利斯朵夫、大卫.科波菲尔们的奋斗精神也激励着我，鞭策着我。
后来倪管理员对我说，学院图书馆也购进了大学中文系的课本，如《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语言学概论》《文学概论》《修辞学》《逻辑学》《心理学》等等，你可以自学，也可以函授。你们农机系是五年制，每年都有4个月左右的生产实习和义务劳动时间，可以挤出时间来。——我采纳了倪管理员的这个建议，开始自学中文系的有关课程。
这里特别说一下，那时学的《逻辑学》是苏联人写的，艰涩难懂，我并没有学通。后来才知道，联合国专门规定了七大基础学科，第一就是逻辑学！苏联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故意淡化了逻辑学的重要性。本人也没有学好《逻辑学》，殊为憾事。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在大学读农机系的同时，总能抽出时间来读文学名著和学习中文系的有关课程。在五年的时间里，我除了按规定完成了农机系的二十多门课程和五次生产实习外，实际上还读了一个中文系，这是毫不夸张的。——现在想来，我还十分自豪，在那个年代我总算没有白白度过青春年华！
大学五年，在课余我究竟读了哪些文学著作已不能一一列出了，但是，从《希腊神话和传说》《荷马史诗》《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尼伯龙根之歌》《伊戈尔远征记》等时代较久远的著作；到文艺复兴时代的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但丁的《神曲》等；到近代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果戈里的《死魂灵》、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雾都孤儿》、萨克雷的《名利场》、巴尔扎克的《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雨果的《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司汤达的《红与黑》、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大仲马的《三剑客》、小仲马的《茶花女》、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施托姆的《茵梦湖》、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黎萨尔的《起义者》等；再到现代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高尔斯华绥的《福尔赛世家》、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托夫》、普列姆昌德的《戈丹》、泰戈尔的《沉船》等等名著我都是读过的，并大多在日记里写了读书心得。像拜伦、雪莱、济慈、贝朗瑞、惠特曼、朗费罗、歌德、席勒、海涅、裴多菲、普希金、莱蒙托夫、泰戈尔等的诗歌也深深打动我的心，我还专门用小本子抄录诗歌名句。
——母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和那数万册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在我心目中一直是“神圣的殿堂，璀璨的的诗城”。
1959年国庆十周年期间，我国出版了《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苦菜花》《红日》《红旗歌谣》等一大批文学作品，我自然是想方设法先睹为快。《红旗谱》当时评价最高，几十年过去，它哪里能跟后来类似题材的《白鹿原》《丰乳肥臀》《活着》等相提并论？就我个人而言，那时阅读《青春之歌》最为受感动，可能也是对乌托邦的向往吧。
我还用节省下来的助学金（每个月3元）买下了《青春之歌》《红楼梦》和北师大新出版的《中国文学史》（共有4册），并按照《中国文学史》的介绍阅读学习了我国历代的一些不朽的诗文。同时，我也养成了节省钱买书的习惯。我还把《中国文学史》里的诗词抄在小本子上，随时阅读。
“三年困难时期”经常吃不饱肚子，但是一读文学作品我就忘乎所以。那时候宿舍的灯光比较暗淡，晚自习后我回到宿舍看《红岩》《上海的早晨》《创业史》《野火春风斗古城》《三家巷》《小城春秋》《三侠五义》等小说，很伤眼睛。可是我听说二十岁以后，眼睛长定型了，不会再得近视了，——结果却近视了，真是悔之晚矣！
新疆八一农学院每个周末在大礼堂放映电影几乎是一个传统。有时候因为轮到了好片子，学院会在下午停课放映电影。有的好片子可以接连放映几场。尤其是我院的电影放映员(一对年轻夫妇)在乌鲁木齐市的考核中成绩优秀，再加之我院的大礼堂在当时也算是豪华气派的，——我院因此被评为“甲等电影院”，每次都能分到像苏联影片《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复活》《第六纵队》《一个人的遭遇》、英国影片《第十二夜》、和法国影片《静静的世界》《白鬃野马》，意大利电影《偷自行车的人》，埃及电影《萨拉丁》，阿根廷电影《中锋在黎明中死去》《血的河流》等影片，那时候能看到这些电影是很难得的啊！
7、走进社会深入底层
1963年8月，我从大学毕业，情绪高昂，满脑子都是“服从组织分配，到边疆去，到基层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毅然来到边陲小镇W县拖拉机站工作。我和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还主动担任车长，亲自驾驶拖拉机到各社队耕耘播种。——我深入到生活的底层，认真阅读“社会”这本大书，并继续记日记。
那两年上级陆续给我站调来11台崭新的“东方红—54”拖拉机和配套农机具，全站职工也增加到一百几十号人。 我是站上唯一的技术员，负责全站的生产和技术工作。我根据生产实际条件，和职工一起创制的“耙地—筑埂—播种—镇压”复式作业机组因为保证了播种质量、提高了工效和降低了油耗，受到了上级的表扬。我们W县拖拉机站被评为1965年全疆六个先进县拖拉机站之一。
家里留下的一大樟木箱子书籍，在边陲小镇就格外珍贵。其中母亲1957年在北京看病时给父亲买的全套鲁迅杂文十多本单行本，我都认认真真读完了，深感鲁迅先生作品的博大精深。那时，我还常常翻阅箱中的《红楼梦》《安娜·卡列尼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等书和高中文学课本及《中国文学史》等。在箱子里有一本竖版的旧书《新疆游记》，是清代湖南人谢彬写的，我工作后才读的，颇有趣味。那时还有两本描写少数民族地区的小说《我们播种爱情》和《在茫茫的草原上》，写得别开生面，读时如身临其境。
在职工宿舍我那一角的两面墙上，一面是鲁迅的浮雕像和曹雪芹提着笔的画像，一面是托尔斯泰和高尔基的拓版画像。还有我用毛笔抄写的莱蒙托夫的《帆》：
在大海淡蓝色的云雾里
一片孤孤的帆儿闪着白光！……
它寻求什么，在遥远的异地？
它抛下什么，在可爱的故乡！……
…………
——可见我工作后还一直眷恋着文学，诚如朗费罗所说：
有一座诗歌的金城t
闪耀在瑰丽的梦乡
1960年代初，毛泽东一再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因此，很长一个时期，我国的文艺作品都是遵循这个方针进行创作的。例如，那时候看到的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夺印》《艳阳天》《年青的一代》《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霓虹灯下的哨兵》《红灯记》等都是典范。
1961年暑假，我到哈密看望三弟正湘，他在去年的高考中名列第二，却因家庭出身不被录取，分配到哈密文教局工作。我们一起观看了电影《红色娘子军》和《玛尔华》，他说，《红色娘子军》的思想性和艺术水平都很高；玛尔华爱的是那个流浪汉，因为他向往自由。他还说有些文学作品没有反映生活真实，而小说《金沙洲》写得与众不同，很有特色。只可惜我一直没有看到这本书。
1962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并点了小说《刘志丹》的名。——我从大学起就经常阅读文艺刊物，对1942年批判作家王实味、1951年批判《武训传》、1954您批判《红楼梦研究》、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以及1957年反右等都有所了解，因此觉得《刘志丹》这本书被点名颇不寻常。
1965年11月，我到乌市参加“农机研修班”学。这期间，我看了苏联宽银幕电影《红帆》，说的是沙俄时代一位青年背叛贵族家庭，到基层去当水手成长为舰长，并跟一位渔民的女儿恋爱成婚的故事。使我大为感动，立马上街买了大盖帽、皮夹克和长筒靴，模仿红帆船船长招摇过市了一番。
这期间，我还读到轰动一时的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此书和作者以后颇多争议。
8、文革初被抄走一大箱书
在1966年8月18日北京“庆祝文化大革命大会”之后，全国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破四旧”运动，几乎所有的文艺作品都被贴上了“封、资、修”的标签。
1966年8月下旬，我们集体到州城参观“黑帮分子穆宗饶罪行展览”。 也就是参观大名鼎鼎的州党委常委、州党委宣传部长兼州报社社长穆宗饶的住宅。他的书房里仅仅有几本《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和一些新华书店都能买到的书，既没有精装的马列经典，也没有文学名著，——我心中大为惊恐，回到站里，慌慌张张地把自己的八本日记翻出来，将其中记有关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的心得、观看电影的感想等撕下来，趁中午休息没人，丢到锻工炉里烧了。果然不出我所料，没过几天，“站文革领导小组”和“站红卫兵”相继成立，立刻以大破四旧之名查抄了张医生、姚会计和我这几个文化程度高些的人的住处。他们来势汹汹，翻箱倒柜，抄走了我那只家里留下来的、装满了父亲的马列经典和文学名著的大樟木箱，我的从1957年3月高二起一直记到1966年8月的八本日记也在其中——从此丢失殆尽！
1966年9月初，我因不愿被打成黑帮像南霸天那样戴着高帽子游街而逃到乌鲁木齐向区党委上告。
只见乌鲁木齐满街满巷到处都张贴着大字报大标语和形形色色的传单、海报：真是铺天盖地琳琅满目应接不暇！大街小巷到处是飘扬着的红旗，飞舞着的传单，缓缓行进着的、被红色标语包裹着的宣传车，在车前面一律是毛主席的巨幅彩色画像，高音喇叭一律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
在旅社和饭店门口都簇拥着从外地来串联的红卫兵，人头攒动，水泄不通……
北京来的红卫兵在人民广场像摆擂台似的分作为几拨宣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和“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的道理。
建筑物上赫然张贴着巨幅对联：
“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
绝对如此。”
令我惊诧莫名！我再朝周围的大楼一看，几乎都张贴着类似的对联，区别只在于有的横批是“基本如此”。
我继续看“对联”四周的大字报：
《中国当今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头引用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经过一番分析之后，文章写道：“综上所述，可知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黑帮（被揪出来的干部 和反动学术权威），即黑七类，包括他们的子女（“狗崽子”）在内是我们的敌人。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即红五类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有的大字报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当作党的阶级路线来推行。”
有的大字报则高喊：“我们‘红五类子女就是‘自来红’！让‘狗崽子’见鬼去吧！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社稷者，我们的社稷，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已经解放十多年了，竟然还有人明目张胆地大肆宣扬“血统论“！而且还通行无阻，杀气腾腾的！
区党委文革接待站的同志对我们说，你们一般群众不应划为黑帮，可以回去“抓革命，促生产”了。
我上访回来，站上果然消停了几天。不久，县拖拉机站胡书记在会上讲，文化大革命就是革有文化的人的命，于是又把我站的张医生、姚会计和我这个技术员揪出来反复批斗。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中用了大量篇幅鼓励“文革”初期受压的群众、出身不好的要求革命的人们起来革走资派的命，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仔细读了好几遍，压抑在胸中的怒火一下子燃烧起来：每个人都是革命的对象又都是革命的动力，凭什么不准我革命？于是我和工人们一起写大字报，一起组织战斗队，一起批判资反路线，一起夺权……当然我也不断地受到打压。
在“文革”的那段时光，州公安处舒处长当面对我恐吓威胁；县武装部孙政委背后对我诽谤污蔑；大字报大标语把我当作黑靶子，轮番轰炸！“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反动技术权威”“国民党的孝子贤孙”等等黑帽子一顶一顶地扣在我头上。我被涂得浑身污黑，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精神备受摧残，肉体备受折磨。我住在像会议室一样嘈杂紊乱的集体宿舍，穿着破旧的工作服，吃着集体食堂清汤寡水的菜饭，身体消瘦，面色青黄……既不知道什么时候运动后期才会到来，也不知道运动后期会有什么结果；唯有拼搏到底的意志，顽强不屈的精神，以及对共产党的政策的信心期待在支撑着我。
1967年7月以后，武斗在全国迅速蔓延，W县这个边陲小城自然也不能幸免。
1967年11月，在W县打死了十多个人的“12▪6”惨案发生前，我因被打成全县三大牛鬼蛇神之一，逃到乌鲁木齐母校八农暂住。白天，我和陆陆续续逃到乌市来的战友常常到南门收集传单，整理、散发和张贴W县“12.6”惨案的材料，到军区文革接待站、7335部队文革接待站上访，有时候又到人民广场参加“三新”战友的游行示威。
到了晚上，八农大礼堂总有兄弟单位演出文艺节目，要不就是播放受到批判的电影。文艺演出时， 歌曲自然都是语录歌和歌颂毛主席的歌曲。舞蹈则是在《革命造反歌》舞蹈的基础上，配合革命音乐的节奏，紧握拳头，大挥胳膊，高踢腿、猛跺脚来完成舞蹈动作的。那时候在文艺舞台已是“八个样板戏”的一统天下了。
那时据说全国只剩一个作家浩然和他的两本小说《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了，——自然是红得发紫，但时代一过，也就无影无踪了，只剩下“高大全”这个笑话，
文革开始几百部电影都被划为“封、资、修”的批判电影。像《清宫秘史》《舞台姐妹》《早春二月》《第41》《晴朗的天空》《上尉的女儿》《勇士奇遇》《罗马十一点钟》等许多电影，一部接一部地当做批判电影放映，反而使我们大饱眼福。几年前我还在大学时，正是在这个大礼堂，我们有幸也看了许多好电影呢！
只是母校的图书馆和阅览室，——我在大学时曾沉迷于此的“神圣的殿堂，璀璨的的诗城”，数万册文艺书籍在文革开始破四旧时被红卫兵贴上“封、资、修”的标签付之一炬，现在已破败不堪；而对面的水工实验馆成了外单位逃难者的暂居地，三天两头会有人扎花圈悼念遭迫害遇难者。——这使我想起那句诗：
焚书伊始，
焚人以终。
9、 亲历文革读鸿篇巨制
乌鲁木齐南门广场那时有一个全疆最大的传单交换站，我们常到那里去收集传单。其中新疆农垦部门的《红星》经常针对当前的文革动态写些短小精悍的评论，既鞭辟入理又风趣幽默；既鼓舞了战友们的斗志，又讽刺了对方总是把矛头指向一般群众的拙劣行径！见解和文采都有很高的水平，颇有鲁迅杂文的风格，我是每篇必读的，倘若能保存下来，那会是新疆“群众文革”的一份重要见证。
遇罗克的《出身论》是刊登在《中学文革报》从北京传到新疆的。我早就在传单中看到了。当我读到《出身论》时，立刻被它朴实的语言，敏锐的见解所折服：
家庭出身问题是长期以来严重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牵涉面很广，……特别是所谓黑七类出身的青年，即“狗崽子”，已成了准专政对象。他们是先天的“罪人”，以致多少无辜青年，死于非命，溺死于唯出身论的深渊之中。……任何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不能不正视，不能不研究。……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不是真理，是绝对的错误。……老子反动，儿子就混蛋，一代一代混蛋下去，人类永远不能解放。……人是能够选择自己的前进方向的，这是因为真理总是更强大，更有感召力。……
我一口气读完了这篇长文。
我认为《出身论》是对当时甚嚣尘上的反动血统论的声讨！是对党的“重在表现”政策的诠释。
杨曦光的《中国向何处去？》是1968年初从湖南省无联的传单上看到的，轰动一时，后来作者被打成“极右”被捕了。很久以后才知道作者当时是只有十九岁的中学生！文革后他成了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并放弃了《中国向何处去？》一文中的许多观点。
食指的《相信未来》竟然也是一位十九岁的中学生在1968年写的。我在后来读到时，立刻被这首诗深刻的思想、优美的意境和朗朗上口的诗风所感动：
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
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
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
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1968年4月，八农造反食堂通知我们，现在各单位都要搞大联合，造反食堂也要停伙了。——可是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在京谈判，几个月来进展很慢。而W县打死十多个人的命案并没有人追究，杀人凶手依然逍遥法外，W县的白色恐怖并没有丝毫的松动。这时我们赖以生存的八农造反食堂却要停伙了，大家只得自找出路，各奔东西……
1968年4月初的一天，在校园里突然遇到来找我的大哥正海。我们从1958年高中毕业分手就没再见面，可是这次他一到乌鲁木齐就找到了我，在文革动荡不安的岁月，真是巧遇呵。他背着个帆布包，风尘仆仆，却一如既往衣着整洁。他对我说，在陕西家里、湖南老家，到处都在搞批斗、搞武斗，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被批斗的对象——只得四处漂泊。
我看到大哥正海帆布背包里，放着几本包得整整齐齐的书，是卢梭的《爱弥尔》《新爱洛依斯》等。——在受到残酷迫害的日子，他居然还像往日一样爱读书，爱惜书！那时候，多数人忘乎所以地投身文革，而大哥正海则超凡脱俗地置之度外！
大哥正海看我们逃难的临时住处水工实验馆一片狼藉，对面宿舍的女同胞们又在为死难者扎花圈，相邻“战地医院”里武斗中受伤的缺胳膊断腿的少年在校园嬉戏玩耍，躲避武斗的逃难者神色凄凉地进进出出，——他认为乌鲁木齐太混乱，不愿在这里停留，当天下午就起程去哈密看望三弟正湘。
1968年5月初，我到新工总总部组织部开了一张赴京找“三新”谈判代表团、递交W县“12.6”惨案的材料的介绍信，离开乌鲁木齐，起程去北京上访。我先到武斗恐怖笼罩着的哈密看望三弟正湘。1962年他被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全身心扑在教学工作上，受到好评，还当上了某小学的负责人。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他被打成黑帮分子关到黑帮队里。1967年2月，他和哈密县文教系统的13名黑帮分子一起平反，回到农村小学。谁知到了1967年下半年的一个黑夜里，一群铁路系统的“红联”暴徒闯进小学单身宿舍，挥起大头棒朝他乱打，他当场失去了知觉倒在地上……后来他翻身一看，自己躺在血泊里，他连忙把头包扎了一下，匆匆连夜向哈密县城跑去，一口气跑了七十多里路，这才留得一条性命！以后就一直呆在“红二司哈密分部宣传队”里……
接着我乘火车到陕西华县，很快就找到了还没来过的Z村的家，——1962年我家被从西安搬迁到这里，成了一无所有的农民。Z村家里的住处十分寒酸，一家五口住的仅仅是一间偏房，没有窗子，门也只是个门框，对着屋门安置着一张弟兄们睡的大床，屋的另一端则横向安置着一张床，是母亲和小妹睡的。两张床中间堆放了一些被褥衣物隔了一下。屋外搭了个棚子作厨房。两鬓斑白、腰有些佝偻的母亲介绍了家庭的情况：大哥正海因“同情反动家庭”1962年被新疆独山子中学“开除公职”后回来的，“文革”开始经常被批斗游街，他被迫四处流浪，才又去了湖南老家。五弟和小妹从1966年就分别从高中和初中毕业了，可是现在还不算生产队的正式劳力，他们只是当队里有活儿干时临时挣工分。五弟还是县中文革的一派头头。全家只有四弟一人是生产队的全劳力，每天满勤出三响工，只能挣得五角钱。母亲本人则在生产队的老年组干活。我在华县家两个月，从来没吃过一顿饱饭。每天每人只有三百克左右的麸子窝头和少许腌萝卜丝。华县也武斗不断，我有一次被暴徒误抓去差点枪毙。——我只得黯然离开。
我两次到北京上访。北京市革委会1968年1号通令禁止外地人员到北京上访，对上访者一律强制遣返原地。同时红卫兵们在光天化日下对证件不全的上访群众大打出手。……
1968年7月我在钱尽粮绝的情况下身陷囹圄。
10、在狱中抄录诗文
1968年7月我进了北京朝阳分局看守所，以后辗转被押送到新疆公安厅看守所、W县看守所，被拘押一年半之后，1970年1月28日新疆W县公安机关军管组以“莫须有”的罪名对我判刑13年，并被押送到新疆第N独立劳改大队（对外称“北戈壁农场”）服刑。由于我的上诉和母亲、五弟的上访，1975年1月15日博州中院宣布对我平反。是非曲直在这里就不多说了。看守所一年半相当预科班，劳改队五年相当于又上了一个大学。
看守所和劳改队也是“铁打的牢房，流水的犯人”，——这里关着形形色色的人物，是社会的另一面。下面仅简述跟本文主旨颇有关联的人和事。
在北京朝阳分局看守所，一位姓马的青年并不讳言他家原是拥有企业的资本家，文革初被从北京“搬迁”出去了。但是他说：“只要有机会，我会不顾一切地回北京来，关我进来也不在话下！”当时北京小青年大多对看守所一顿饭一个小窝头根本吃不饱挂在嘴边斤斤计较，而他却不屑于置评；他也不屑于讲“砸圈子”、“拍婆子”之类的事，而爱给大家讲外国电影故事。他的口才极好，抑扬顿挫，条理分明；而且讲得绘声绘色紧张生动，很吸引人。他讲的法国电影《郁金香芳芳》、意大利电影《伪金币》、巴基斯坦电影《叛逆》、缅甸电影《人生》等等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么多的电影我都没看过！据他说这些电影都是在文革前外国电影周上看到的。到底是北京人近水楼台先得月呀！
在W县公安局看守所拘押的盧贤麟，浓眉大眼，头顶微秃，一口四川话。他自我介绍说，1954年重庆医专毕业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县当医生，在“反右”期间，要给他戴“右派”帽子，他就跑到新疆来了。十多年来他在山上牧区给少数民族牧民看病，很受欢迎。文革以来，逃苏事件频发，他作为一名汉族盲流医生竟然在边境山区牧业队非法行医，自然受到怀疑，关了半年多了也无人过问。他还保留着一张折叠起来的牛皮纸，上面歪歪斜斜签了许多人名，有蒙文的、有哈文的，——他说，那是牧民们联名保他是好医生。
他喜欢写诗，常常朗诵诗歌。上医专时他是合唱队的，现在大家都喜欢跟他唱歌。他唱四川民歌、苏联歌曲、民国时的一些流行歌曲，特别是《江南之恋》，给我印象很深：
啊——，江南
春二三月 莺飞草长
牧女的春恋在草原荡漾
啊——，江南
仲夏的微风吹醒了大草原
殷红的渔火烛照江滩
啊——，江南
秋水呀共长天一色
晓风残月轻拂着杨柳岸
啊——，江南
阵阵的西风带来鹅毛雪
冬日的晚上围炉叙谈
……
别离时我们都还青春年少
再见时又将是何等模样
他被糊里糊涂关了近一年后获释了。
1969年春天，湖南老乡黄开焕也进了看守所，他依然精神饱满、双目炯炯有神。他是《1967年W县“12.6”惨案真相》的撰写人。清理阶级队伍时抄走他的几本日记，借口其盲流时的日记“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他抓了起来。他对我说：“1959年我从合肥银行学校毕业，参加工作每月工资只有29元。又恰逢三年困难时期，家乡闹饥荒，我愤然离家出走当了盲流，辗转来到新疆伊犁，我先在南台子煤矿挖煤，后到海西挖贝母，还在绥定掏过老鼠洞……1961年冬天，我在南台子煤矿，下巷挖煤挣钱。每个星期一，大家从井口下巷，抡着十字镐拼命地挖煤。到了吃饭的时候，从井口吊下饭来，吃完饭继续挖，挖累了就休息，该睡觉就睡觉。总之，吃、喝、拉、撒、尿、睡全在巷下，星期六下午才从井口出巷。不时还有事故发生……我认为那是我经历的最悲惨的工作！——我如实记录了我的盲流生活，他们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我对他说：“在1963年左右听传达报告时，记得当时毛主席针对新疆绥定县有一位书记在街上摆摊子卖东西这件事，批评说，新疆绥定是最后一条资本主义道路。——正好可以联系起来。……你何不把这些怪现状都推到‘走资派’的身上，正是他们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 他恍然大悟地说：正是这样啊！于是，他写了对自己日记的检讨。没关多久，他就被释放了。
在看守所只能看《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我向维族同号学维语，维文的《为人民服务》我都可以背下来。
在反复地阅读《毛泽东选集》时，《论持久战》中的“熬过这一段艰难的路程”这句话提醒我，要咬牙熬过危难的日子。
1970年2月我被押送到劳改队服刑。在入监队每天随着黑色队伍的脚镣声，迈着艰难的步伐出工，在天寒地冻的田野咬着牙拼命地干活，我还是不能完成指定的任务。收工时又迈着像灌了铅似的两条腿，恍恍惚惚地与死神相伴而行。到了晚上，在会上受批判，受喝斥，受指责——就连睡着了也常感到在重压下喘不过气来，或因在恐怖中心脏通通通快速跳动而惊醒。那时正值“一打三反”运动，劳改队正在批斗“反革命集团”，在疯狂批斗和超强劳动的双重高压下，我竟被扭曲得没有了人形，大脑被碾压成了一片空白！我仿佛不是一个年届而立之年的人，没有上过五年大学，没有读过许多世界名著，没有当过技术员，没有在文革中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过去竟然是一片空白！知识和经验统统化作了乌有！
我至今回想起那段日子，依然无法解释，依然不可思议。
我进入监队不久，一天早晨出工前队列集合完毕，吕指导员宣布：刑满释放犯张经林，竟然到天山打猎！现在社会上正在开展“一打三反运动”，阶级斗争形势严峻，特将其收监继续改造。话音刚落，只见一位四十岁左右的汉子神情坦然地走到队列前，几个彪形大汉叮叮当当迅速给他铆上了脚镣。接着，他随着大队前面的二十多个戴脚镣的同犯一起到大田劳动……
到了秋天，入监队被派到荒山野岭的铁路工地干活，我同张经林邻组，每当吹哨子休息时，他转到山坳处，和几个同犯大谈其打猎的经过；或谈他在当卫生兵时，如何在朝鲜战场捡美国香烟；有时也谈他抗美援朝结束被保送到医学院学习，却当了右派；有时也大谈他读过的小说，最令我吃惊的是，他竟能大段大段地背诵《战争与和平》的有关章节！
在入监队经过近一年的生死考验之后，我被调到机耕队从事维修工作，成了“自由劳改犯”。
机耕队的修理工于文富约二十七八岁，一米八左右，圆脸庞，大眼睛，五官端正，身材魁梧。窝赃犯。临睡前他总是专心致志地弹吉他，或自弹自唱，有板有眼，旁若无人。我细细一听，他弹唱的《划船歌》《西波涅》《鸽子》《桑塔.露琪亚》《梅娘曲》《黑色的眼睛》和《吉尔拉》等都很有水平！这些歌曲直到改革开放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流行开来！
汽车肇事犯黄春生每晚照例要拉一阵小提琴，总是拉那首我曾在大学里听到过的名为《荒城月夜》的曲子，低沉悲怆，又总是拉得不那么流畅。他对我说，是马雪尘教他拉小提琴的，他最爱这首歌曲，他在你来之前就被关进重犯的单人号子，后来被枪毙了（1），琴留给我了。
他有时也边拉边低声哼唱：
…………
浩渺太空临千古 千古此月光
人世枯荣与兴亡 瞬息化沧桑
云烟过眼朝复暮 残梦已渺茫
呜呼荒城明月光 照我独彷徨
不久我又并当上了“值星员”（大组长），每晚政治学习时给大家读完毛主席著作后的自由活动时间，我阅读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的《哲学史》《反杜林论》《控诉法西斯》等书，并作了摘录笔记。例如，在埃及六千年前的《绝望者和自己灵魂的对话》中描写“暴力统治着整个人间……一个普通人在这个世界上看不到自己的幸福，不把一切寄托于尘世……”与它同时代的《教士纸草书.箴言》中写道：“人死后留下一本好书，要比宫殿或陵园里的圣殿更有益处。”等等，又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里写道：“在暴君面前人人平等，即是说大家都等于零。”讲得如此浅显明白，使我大吃一惊！可见人类虽然常与黑暗和苦难相伴，但思想的光辉是永恒的！
——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我仍抓紧机会如饥似渴地读书和学习，如同海涅说的，充实我那可怜的行囊。。
这些大部头的马列经典是从“自由劳改犯”陈老师那里借的。他原是玛县中学教员，文革期间入狱，那时他在看管苹果园。
我还从一些可以外出的“自由劳改犯”那里搞到的一些文学书籍，像《鲁迅小说集》《古文观止》《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近代诗选》《外国文学作品选》《唐．璜》《契诃夫短篇小说》等。
我还抄录了许多诗文（如古文《报任安书》《出师表》《赤壁赋》《正气歌序》和许多古诗），准备在调往南疆塔里木劳改农场时藏在被褥里。因为那时中苏关系紧张，乌鲁木齐附近的劳改农场常把劳改犯人调到南疆塔里木去——据说那里荒漠无边、与世隔绝、自生自灭，是劳改犯们最怕去的地方。
那时读普希金的《 致西伯利亚囚徒》，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西伯利亚矿坑的底层，
望你们的高傲成为忍耐的榜样，
你们的辛酸工作和崇高理想
决不就那样消亡。
厄运的忠实姐妹，——希望，
在阴暗的地底，
也会唤起你们的精神和欢乐
大家所期望的时辰，不久就会降临。
…………
注：
（1）马雪尘是一名北京的大学生、“反革命集团”的头头，此冤案后来平反。
11、父子殊途同归
1970年我刚刚到北戈壁农场不久，一次随入监队的黑色队列在大墙外准备出工的时候，蓦然看见穿着一身旧兰布制服，挑着一担空桶，独自在公路边迈着八字步深一脚浅一脚行走的父亲！
自从1958年5月父亲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抓走后，我已经12年没见过他了！——世界上就有这么巧的事：全新疆有几十个劳改农场，我们父子俩却殊途同归，恰恰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嗜书如命、饱读马列的老父亲在1968年刑满后，成了就业队的一名劳改释放犯。
当年父亲被抓走后，学校团组织立刻给我们弟兄们做工作：要跟“右派兼历史革命”的父亲划清界线，要背叛剥削阶级家庭——此后，我们弟兄们不约而同地断绝了跟父亲的来往，以此表示跟“右派”父亲划清界线的决心。——这就是当年的严酷的现实！
我身陷囹圄后，从没打算跟家人联系。我清楚自己遭到了诬陷，我相信通过自己的上诉能够自救。当然，我也从来没有考虑跟近在咫尺的父亲会面。
1971年11月，入狱三年多以后，由于偶然的机遇，母亲找到了在北戈壁劳改农场服刑的我。母亲含着泪讲述了1968年10月3日三弟正湘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遭到暴徒从对面粮食局用迫击炮吊炸药包的袭击而遇难的经过。
三弟遇难的噩耗使我悲痛不已，三弟的音容笑貌时时出现在我面前，我总想为三弟写点什么……每晚政治学习时，我坐在“红宝书台”旁唸完《毛选》和《新疆日报》的有关章节后，自由活动时，我断断续续写完对三弟的回忆，题作《缅怀三弟正湘》。
我在铸工车间里引火用的废纸堆里的《参考消息》上，看到美国宇航员乘阿波罗号，于1969年7月20日登上月球这条消息－－当时真有“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感叹！因为我国那时正在“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我还在废纸堆里看到一本发黄的旧书，是公安部门的内部材料……
农机手黄学良刑期短，在机修地头休息时，对我谈起他在四川参加武斗的一些情况。还说，前些年在四川有一首《山城知青之歌》流传很广。接着他轻轻地唱给我听：
我站在船拦旁
举目望家乡
船儿船儿慢慢行
让我再把家乡望一望
啊——
美丽的山城可爱的家乡
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你的怀抱
流不尽的长江水
止不住的辛酸泪
船儿船儿慢慢行
让我再把家乡看一看
啊——
年老的父母莫要悲伤
您们的话儿牢记在儿的心上
黄学良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在四川还听说，南京有一位知青因作了一首《石城知青之歌》而被判了15年刑！只可惜这首歌我只零零碎碎地会唱几句：
“兰兰的天上
白云在飞翔
美丽的杨子江畔
是可爱的南京古城
我的家乡
啊——”
“跟着太阳起
伴着月亮归
沉重的修地球
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
我的命运……”
这些知青的歌曲使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新一代知青用诗用歌抒发他们的心声，在那万马齐喑的年代确实是个突破。我从这些歌曲里感受到了知青的伤感愤懑之情，也似乎听到了时代沉重的脚步声！
在劳改队有时也放映电影。那年月放映的电影其实也很单调，当时流行的一段顺口溜很能说明问题：
中国的新闻简报
越南的飞机大炮
朝鲜的又哭又笑
阿尔巴尼亚的莫名其妙！
12、平反归来
1975年初，我得到平反。离开北戈壁农场的时候，除了被褥，还有我在此收集的《中国文学史》《楚辞》《史记选》《外国文学作品选》等书和我在狱中抄录的许多诗文以及我撰写的《缅怀湘弟》等。回W县前，在乌鲁木齐书店我买了《鲁迅小说诗歌散文选》《<论语><孟子><中庸><大学>批注》《<三字经>批注》等书，——那时书店里只有这些书。
从平反那天起，我又开始记日记，一直没有间断。
回到W县后，我立即找到“县落实政策办公室”，要求他们帮我找回文革初期被抄走的大批书籍和我的八本日记，他们很认真地查找了，还找了那时掌权的县武装部，但无果而终。
1975年6月，我结婚成家后不久，开始撰写回忆录《前半辈子的回顾》。
1976年参加路线教育运动的支农工作团。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大家都买了《水浒》，认认真真地阅读了一遍。此外，大家还认真学习了《<论语>批注》。《水浒》我在中学已读得滚瓜烂熟；读《论语》倒像是补课。
那时候虽然工作很忙，又有了家和孩子，我仍会抽时间到书店买书，并在书的扉页签上自己的名字和购书日期地点等。例如——
李希凡《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1976年1月9日赴乌市办事于B州书店。
0 《李贽文选读》1976年1月9日
《洪秀全选集》1976年6月16日于阿克苏曼。
《韩非子选评》1976年7月17日
鲁迅《集外集》1976年9月25日赴W县种畜场出差。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1977年2月28日于B州书店。尊湘儿一周岁。
1978年开始，书籍的种类开始多起来。1978年7月5日，我因工作调动自乌市返B州时，在书店看到新到的《曹禺选集》立刻买下。同月15日我在W县开会期间，到县文化馆借阅《人民电影》第5期看《从奴隶到将军》，和《人民文学》第3期；同时用高额押金借阅《安徒生童话和故事选》，由于当时书店买不到、自己又要常翻阅，我就据为己有了（等于高价购书）。我照此法，还在B州书店用高额押金搞到一套《外国短篇小说》共三册和《古代白话短篇小说选》等等，实在是当时书太缺，我才出此下策，也可见我当时好读心切。
1978年在边陲小镇我还读到名声大噪的《李自成》、巴尔扎克的《幻灭》、黎萨尔的《起义者》等书，还能看到《红楼梦》（越剧）、《祝福》《保尔▪柯查金》《阿娜尔罕》《屈原》（香港）等电影。
我那时也有幸读到过著名的灰皮书苏联小说《人世间》（柯切托夫著）和《多雪的冬天》（沙米亚金著），通过苏联作家擅长的对人物内心的细致描写，可以感受到苏联社会深层次的矛盾，甚至酝酿着变革。我在1978年9月30日日记里写的《人世间》读后感：
《人世间》是苏联现代小说，描写州委书记霍尔莫夫退休后到各处走走的见闻，深刻揭露了苏联现代社会的种种矛盾。书中有细腻的心里描写，又充满人情味，文笔优美流畅，读后令人深思。
那时盛传的后来被称作文革“地下文学”代表作的《第二次握手》，我也有幸读到，该书时空场景跨度很大，写的不错，难得的是作者张扬的勇气。
灰皮书和文革“地下文学”被誉为“抵抗遗忘，为时代作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