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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正潭，1945年出生于湖南故乡——桂阳县天塘（同潭）村。1948年母亲带我们弟兄五人从天塘村来到上海家。1952年，我们全家又跟随父亲所在的“华东革大”支边团来到新疆。
正潭相貌俊朗、聪慧过人。在乌鲁木齐九小上学时，学习成绩门门拔尖，但从不见他埋头学习，他总是笑口常开，特别贪玩，什么打扭（1），打髌殖（2），打尜尜（3），等等，他都是一把好手！他还是个娃娃头，不仅常带着一帮娃娃玩耍，还常常把他看过的《水浒》《三国演义》等书讲给他们听。
1958年，父亲元宇被打成“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判刑，母亲因替父亲辩护而开除公职。——我们全家陷灭顶之灾！母亲只得带着四弟、五弟和小妹投奔在西安读大学的大姐，大姐正江当即中断了学业、参加工作来接济弟妹；母亲则给人洗被褥、卖冰棍支撑家庭；在湖南省政协任职的祖父一中每月寄来20元，供四弟五弟上学。当年我被当做能向组织靠拢争取进步的青年，而得以侥幸考入大学。仅隔两年，1960年夏季，更加强调教育要讲阶级路线，“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从此一律不准升学，那一年三弟正湘在新疆高考名列第二，四弟正潭在西安中考成绩第一，——都不准升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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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暑假，我做小工挣得百十元钱，买了一张往返内地的半价学生票去探亲。我在西安东郊韩森寨的一栋破旧平房里找到了家。房间只有十来平米，光线暗淡，居徒四壁。正在读初中的五弟和读小学的小妹放暑假在家，他俩面色青黄，骨瘦如柴，可怜兮兮的样子。直到天黑很久了，瘦弱的母亲和背着冰棍箱的四弟正潭才回到家里。四弟正潭长高了，单薄、瘦削，目光忧郁。原来活泼调皮笑口常开的他，现在变得少年老成寡言少语了。他在不准升学读书后，只能起早贪黑卖冰棍谋生。
正潭在应当读高中的年华，却因“家庭出身不好”，卖了整整两年冰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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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0月，政府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潭考虑每到冬天在城里没有什么活儿干；大哥正海不久前因“坚持反动家庭立场”被新疆某中学开除公职，回到西安家里，增加了家庭生活负担。——于是，正潭决定听从政府“上山下乡”的安置，插队到华县赵村，成为一个农民。那时他17岁。母亲、五弟、小妹和大哥都随正潭下乡到农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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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3年9月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领到工资起，每个月按时给家里汇去20元钱，供五弟、小妹上学交伙食费（那时内地中学生伙食费每月约10元，我每月工资60元），直到1967年末，温泉县的暴徒制造了震惊全疆的“12•6”惨案，我被迫逃离工作岗位为止。我逃亡到母校八一农学院，坚持了半年，新疆两大派要大联合了，大家被迫各奔前程；而在京谈判的新疆两大派却还没有结果，群众组织委派我去找“新工总”（4）代表团递交“12•6”惨案的材料。于是我只得离开母校……
1968年5月初，我离开乌市先到哈密看望三弟正湘，他在1960年高考是新疆第二名，因“出身不好”不准上大学，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后，他全身心投入农村的教育工作，受到一致好评；只因父亲是右派，从文革开始就被打成“小黑帮”遭到残酷的迫害。那时哈密笼罩在武斗的恐怖中，我劝他也到陕西家里躲避。他说，现在到处都在武斗，哪里又是安全的呢？不过，他又说，如果陕西家里情况可以，你写封信来，我就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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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华县火车站正是清晨，刚下过雨，车站四周冷冷清清的。我下了火车按照正潭画的路线图沿着乡村小道不一会儿就找到了还没来过的赵村的家。西安一别七年，弟妹们都长成大人了：个子都长高大了，脸上也都有了血色；不像1961年7月我在西安看到的脸色都是青黄色的。母亲依然那样瘦弱，两鬓有了白发，腰也有些佝偻了。看到我的到来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正潭问我是怎样从火车站走过来的？我说，就是按照你画的路线图走来的呀。正潭说：“城里刚武斗过，不，应该说是刚打过仗更为确切！因为武斗队员都是些复转军人，歪戴着帽，倒背着枪，说动手，甩掉烟头就开枪的楞汉！仗刚打完，尸体还没收，就有人从死人身上抹手表脱尼龙袜了……”大家感叹唏嘘一番。
赵村家里的住处比当年年西安韩森寨的简陋住房还差！一家五口住的仅仅是一间偏房，没有窗子，门也只是个门框，对着屋门安置着一张弟兄们睡的大床，屋的另一端则横向安置着一张床，是母亲和小妹睡的。两张床中间堆放了一些被褥衣物隔了一下。屋外搭了个棚子作厨房，安放着炉灶和一张吃饭的矮桌子，还有几条小板凳。
我到家时正是大家干完第一晌活回家吃早饭，小妹把热好的以麸子为主的深棕色的馍馍端到小桌上，母亲从坛子里夹了些腌萝卜丝放在小盘里，大家一边吃，一边谈论华县两派武斗的情况。以麸子为主的馍馍吃起来口感还是挺新鲜的，只是数量太少，我没吃饱，大家显然也没吃饱。
吃过早饭，正潭、五弟和小妹都下地干第二晌活去了。母亲一边收拾房子一边跟我拉家常。她说，正潭下乡插队到赵村踏踏实实干农活，不久就当上了记工员，接着又当上了保管员。1964年还当上了生产队副队长，文革开始后因为出身不好被撸了。现在全家只有正潭一人是生产队的全劳力，每天满勤出三响工，只能挣得五角钱。
五弟和小妹从1966年就分别从高中和初中毕业了，可是现在还不算生产队的正式劳力，他们只是当队里有活儿干时临时挣工分。你大哥因“同情反动家庭”1962年被新疆D市“开除公职”后回来的，文革开始经常被批斗游街，他被迫四处流浪，不久前去了湖南老家。
我到赵村后的次日，就又乘火车去北京上访，未果，被遣返出北京，回到赵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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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还没有亮，我就被一种唧唧啁啁尖声叫着的鸟吵醒了，但我依然一动不动地躺着。我和四弟、五弟挤在一张床上，虽然天气热，还是睡得很香。
五弟悄声说：“‘筹委会’把‘临委会’打跑了，可能像别的县一样，想要单方面成立‘革委会’！‘井冈山’打算到省里了解一下情况。”
正潭说：“省里‘西铁联’因遭迫害举行罢工，影响到陇海路运输，被中央点名后，最近又向各地派了宣传队，也该去看看……”
母亲已经向我讲述过，五弟正洲自1966年高中毕业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满腔热情地投身到“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之中，四弟正潭则毫无保留地支持他。他们是以学生为主、反对武斗的“井冈山”的成员。
大家很快起床，正潭和小妹下地去干活，五弟收拾好那只当时流行的军用小挎包，背在肩上，在门口磨蹭了一会儿，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到西安去一趟……你们都没有钱……好，算了，就这样，我走啦－－”，说着，慢慢走出门去。
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和内疚，因为应该是我拿出钱和粮票来的！－－可是，我已经半年多没领到工资和粮票了，离开W县时所带不多的钱和粮票在乌鲁木齐早已用完！我我知道五弟是到西安跟群众组织联系，了解情况、收集传单的，他两手空空，既无钱又没有粮票怎么到西安去呢？没有钱和粮票是寸步难行的啊！
屋里只剩下母亲和我了。突然母亲埋怨起来：“这些年我们的日子过得多苦谁过问啦！——”
我知道母亲是因为我竟然没有给五弟一些钱和粮票而生气。我心里想，我是在钱尽粮绝走投无路才回家的呀！就凭我四年来每个月都给家里汇20元钱的份上，母亲也不该如此责备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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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三晌活儿收工已经是傍晚了。小妹和母亲做饭。正潭躺在床上和我闲聊。当我讲到在工作中排除了拖拉机的故障後，受到工人师傅的称赞时，他笑得像猴子似的在床上打滚，眼中露出羡慕的目光，－－那是他对我这个大学毕业当技术员的二哥的赞赏啊！因为他只是从一个卖冰棍的孩子成长为一个普通的农民！可是在我眼里，他永远是一个聪明绝顶的孩子，所有功课都是满分的少年，我那点雕虫小技对他来说算得了什么呢！
当我讲到正湘（他的三哥）一提起他在西安中考虽然成绩优秀，却因家庭出身不好未被录取，只得在15岁就跟着母亲去卖冰棍而伤心落泪时，四弟收敛了笑容，两眼噙着泪水，说：“你写封信叫他回来啊！听说哈密武斗很凶，回家来大家粗茶淡饭比啥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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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赵村生产队轮到四弟碾麦扬场。我们弟兄四人（大哥从湖南回来了）全体出动，在烈日下拉着碾子在麦场上转圈圈，－－这在新疆农村是由马、牛或拖拉机完成的。又热又累又饿，我几乎喘不过气来；两条腿也越来越沉重，我拼命地坚持着……这是我平生最深刻的一次切身体验：“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弟兄中只有正潭会扬场：手挥木铣，铲起麦粒，再高扬木铣抛起麦粒，借风力吹掉颖壳和尘土。四弟挥动木铣一起一落有板有眼的，下乡几年来，他成为一个真正的农民了！
老百姓通常说的“柴米油盐”首当其冲的“柴”，当年地处关中平原的赵村也很难解决。我们弟兄四人加上小妹五个人一齐出动上山打了一回柴禾，使我对内地农民生活之艰难有了永远难忘的体会。
天不亮我们就起床吃饭，带上砍刀、绳子、馍馍和水，沿着公路向南山进发，进山以后山道弯弯盘山而上，各种树木遮天蔽日。山上住的人家很少，走进深山老林，山石陡峭险峻，山路狭窄危险，已不见住户人家。继续攀登已无路可走，或临深渊峡谷，或需攀援而上。这时小妹停了下来，开始检拾干树枝。我本来就怕攀高，却只得硬着头皮跟着往上爬，有几次我差点失足跌入深谷！正潭走在最前面，却依然健步如飞，如履平地一般。最后我们总算停下来检柴禾了。是呀，在这人烟稠密的关中地区，不爬到这又高又险的山上来，怎么能砍到柴禾呢？
谁知下山更比上山难，不只是柴捆压得人抬不起头直不起腰喘不过气来，还由于柴捆的重负和摇摆往往把人体搡向悬崖峭壁使人魂飞魄散！后来累得麻木了，脚底下就如腾云驾雾一般，顾不得死活了！但到了几处特别狭窄陡峭的地段，还是被迫停了下来，几弟兄的柴捆都由正潭一一背过去。
通常说的“衣食住行”的“衣”，当年在赵村就已退回到普遍自种棉花、土法纺花织布的水平。四弟正潭、五弟正洲的土布衬衫就是小妹亲手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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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母亲情绪好的时候对我说，邻居那个姑娘叫润珠，出身贫农，相貌平平，有意跟正潭相好，她在队上喷药时，常常背着药罐给我们的自留地喷药。她家弟兄姐妹多，她是老大，一年到头拼命干活等于给她老爹当长工挣工分。她多希望我们家经济好转，四弟有钱盖房就可以跟她结婚了。她跟四弟同岁，已经23岁了！相貌堂堂的四弟对她也有意思，但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始终未见转机。
母亲还说，1965年家里好不容易挣了三百多元钱买了部架子车（人拉车），有一回你大哥去看电影没把车放好，车子丢失了！此后“文革”开始了，就再没翻过身来。在农村，一家人没有架子车，干活多不方便啊！现在兵荒马乱的，经济好转就更加没有指望了。
1968年6月的一天，母亲接到父亲刑满就业后从新疆写来的信。父亲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入狱已经整整十年了！想当年父亲的被捕入狱使我们全家遭灭顶之灾，十年刑期也似乎遥遥无期，而今总算是熬到头了，整个家庭却依然分崩离析，处境艰难。
母亲接到父亲的信后不久就起程去乌鲁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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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同正潭进城，到处张贴着最新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布告，内容是严禁破坏交通、抢劫军用列车、冲击解放军机关、杀伤解放军指战员等。我俩同时看，我仅看了全文的1/3，正潭却已全部看完，并能几乎一字不差地对我复述出来，使我惊叹不已！我在乌鲁木齐流落半年，看大字报看传单的速度已非同一般，而跟正潭相比竟差了一大截！怪不得当年关羽要对人夸他的兄弟如何了得啦！
我们弟兄在文革一开始就不约而同、义无反顾地站在革命造反的红卫兵一边，那是对狂热地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保守派红卫兵的抵制；是对因“家庭出身不好”受到的歧视和压迫的反抗。遇罗克的《出身论》和1967年元旦两报一刊社论，也激励我们这些“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的青年挺身而出为真理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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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5月，我逃难到华县赵村家里，就遭遇武斗枪战，游斗黑五类分子，村民械斗，……两个月来一波接一波，层出不穷。
1968年7月的一天清晨，听得村里有人咋咋呼呼的，我朝门外一看，只见十来个提着步枪的人快步奔跑着，我也走出门来想看个究竟，刚一出门就被几个快步跑来的持枪大汉抓住了，不容分说就把我推推搡搡架到村口的一辆汽车旁。……
又是一阵咋呼和杂乱的脚步声，正潭也被几个持枪大汉押着走来，他单独走在路当中，押解他的人持枪走在路两边，还跟着些围观的群众。走近汽车时，他拍拍胸脯用陕西话说：“有啥事找我，不关他的事，”用手指了指我，“他是我二哥，是在新疆工作的——”这时听得人群中有人说：“抓错了嘛，这是他在新疆工作的哥么。”
于是，我被推到一边，算是释放了。
随着一阵咋呼，五弟也被抓来了。他也单独走在路当中，慢慢朝汽车走来，持枪押解的人跟在路两旁。
四弟、五弟上了汽车，十来个持枪汉子也蜂拥上了汽车，汽车一溜烟离村而去。
过了几天正潭被释放回家了，五弟却被扣留了。正潭说，原来是“筹委会”想成立“县革委会”，而“临委会”已被打出县城，上面又不承认一派掌权，于是“筹委会”演出这一齣武力劫持人质的丑剧来：要五弟代表“井冈山”这一派签字。五弟则推说自己不是“井冈山”的头头不能签字。——关了十多天才被释放，“县革委会”也没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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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7月中旬，这些天赵村显得格外宁静：既没有武斗的，也没有游街的；既没有母亲的的责备，也没有弟兄的高论；我依然吃着填不饱肚子的麸子馍，也依然每天傍晚帮小妹给自留地浇水。而文革形势也看不到什么转机。一一我决定到北京继续上访。
但是，我却没有给三弟正湘写信，因为新疆虽仍未安定，但武斗明显减少。三弟在宣传队里混碗饭吃是不成问题的，可到陕西家里，就得饿肚子了。……
没想到，我一到北京就身陷囹圄；直到1975年元月才平反。
两个多月后，1968年10月初，三弟正湘在哈密一小参加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却遭暴徒从粮食局用迫击炮吊装炸药包袭击而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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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10 月，正潭结婚成家。这时他已过三十岁了。妻子张淑珍是邻村的，家庭出身是贫农。——我们弟兄几个相继在那几年结婚成家，年龄都蹉跎过了三十，妻子都是家庭出身好的姑娘。
正潭对妻子淑珍一往情深。倘若有人转弯抹角地影射淑珍相貌平平、或出身贫寒、或文化程度低等等，他总是拉下脸来，以“糟糠之妻不下堂”回怼，使人无话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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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正潭成为大队办企业的记工员、保管员。而在这一年底，五弟正洲参加了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并成为大学生。——他们两兄弟这十多年在农村的拼搏，使我想起《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安、孙少平兄弟俩的命运。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他们这些知青在农村奋斗、挣扎，消磨了少年和青春的年华，却无法摆脱极度的贫困！
直到“四人帮”倒台，总算出现转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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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知青回城潮。正潭本可进县电力公司（全民所有制）当学徒的，可是被一位当官的子第抢了先。于是他被安排在县建筑公司（集体所有制）当学徒。
这一年正潭已经34岁了。他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白天拼命干活学瓦工，晚上如饥似渴地学习《建筑学》方面的知识。——功夫不负有心人：
1981年他成为施工员；
1982年他成为技术员；
1983年他成为建筑队副队长；
1984年被职工选为县建筑公司副经理；
1988年被职工选为县建筑公司经理；
1989年获工程师职称。
此后，他在199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93年被委派出国到乌克兰进行建筑工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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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7月，我携妻儿到上海旅游后来到华县赵村，恰逢父亲享受离休干部赴青岛疗养后也来到赵村。这时的程家住房已是砖混结构的高大房屋，而不再是六七十年代那间没有窗子的偏房了。此时，四弟正潭已是华县建筑公司副经理，五弟正洲则是华县某中学的教导主任。程家祖孙三代难得在反右之后的落难之地——华县赵村团聚。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父母得到平反、改正，回到新疆外贸局；解放前他们参加民革并投入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工作得到确认，因而都办了离休手续。大哥正海于1980年平反回新疆任教（后来任高级教师）。我调到州技校任教（后来任高级讲师）。小妹回新疆工作（后任副处级干部）。大姐正江当上了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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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潭在少年时因所谓的“家庭出身不好”，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这对他的打击是刻骨铭心的！因此，他特别重视对孩子们的教育，他的两个儿子尊华、尊静也很争气：大学本科毕业后，分别在微软（中国）公司和大唐（移动）公司工作，并都在上海安家落户、各生育了两个子女。——实现了我们程家弟兄返回祖辈居住地上海的愿望。
注：
（1）即打陀螺。
（2）髌殖：音bin shi。是新疆一种用羊腿关节骨做的儿童玩具。
（3）尜尜：音ga ga。新疆的一种儿童玩具。用木棍削成两头尖，中间大，直径约5厘米，长约20厘米；另外还要用一块三、四指宽，三四十厘米长的板子打它。
（4）“新工总”是文革时新疆的一派群众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