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初，秦德君女士以“中国妇女文化公司”（1）总经理的身份从重庆来到上海，继续做策反国民党军人和传递情报的工作。不久，秦女士的夫君郭春涛先生也从重庆来到上海。郭先生是“民联”（2）的创始人之一，随即介绍我父一中加入了“民联”。 1932年我父任实业部秘书主任、参事等职，与当时的实业部次长郭春涛先生交情很深。
郭春涛先生是奉“翔宇”（3）的指示到上海来搞策反工作的。
抗战胜利后，我家从湖南老家迁回上海，仍住在1938年离沪前住的辣斐德路488号（后改为复兴中路496号），这是一栋有小庭院的三层法式小洋楼，小庭院里有两棵枇杷树。这栋小洋楼有正房七大间，亭子间三小间，卫生间三间和一间多家合用的大灶房，可住好几家人。东邻是一排跟496号同一样式的法式小洋楼。后门通西邻叫松筠别墅的弄堂。它南面临街，街道两旁的人行道上是两行高大整齐、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树，街道上无轨电车成天叮叮当当往返穿梭。车辆行人沿街川流不息。街两旁的小摊贩叫卖不停。在隔壁松筠别墅弄堂里还有一处我家过去的汽车房也可以住人。
1947年4月初的一天，父亲告诉我说，明天下午有几位老朋友来我家商量大事。要我那时在前、后门留心观察，有无可疑的人在我家附近逗留观望。如有异常，即可通报。
翌日下午，父亲的老朋友陆续到来，原来是谭平山、陈铭框、郭春涛、秦德君、吴艺五等人。他们到齐后便闭门密谈，直到天黑，父亲才出来叫开饭，并让我到萨坡赛路去请老报人陶菊隐先生同来用餐。
我在这次聚会中认识了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复兴中路496号从此成了“民联”领导人开会的场所。
1948年春天，郭春涛、秦德君夫妇携三岁的女儿从忆定盘路月村搬到我家二楼居住。在此前一天，郭先生把月村住址的钥匙交给我，要我雇车把他们的家具行李搬过来。直到1949年3月，郭先生一家才搬到复兴西路息村。
郭先生一家搬来之后，早出晚归，白天很少在家，也难得有客来访。
郭春涛先生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袭深色中式长袍，戴一顶罗宋帽（这跟当时上海中年职员、商人的衣着没有什么不同），国字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神态严肃，不苟言笑。
郭春涛先生有过非同一般的政治阅历：早年同毛泽东一起从事过学生运动；后为北大学子，参加过五四运动；再到法国勤工俭学时又跟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后参加了国民党改组，曾是国民党一、二届中央委员……
秦德君女士的革命生涯富有传奇色彩，被称作“火凤凰”。早在大革命前，她就追随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参加五四运动和从事工运工作，是有名的女“红小鬼”；192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西安市妇女协会主席，西安市党部常委兼妇女部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女子宣传队长，与时任组织处长的郭春涛（国民党中央委员）相识。1927年蒋冯会师合伙反共，秦德君同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到武汉。以后由于复杂的社会原因，秦德君失去了共产党的组织关系。后又回到四川担任过川军刘湘部的参议官；这时郭春涛又被刘湘委任为“战区战地委员会主席”。1937年刘湘暴死在武汉，郭春涛从此在四川受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8年与秦德君女士结为伉俪
秦德君女士容貌清秀，衣着考究，雍容尔雅，－－谁能想得到她是一位经历过曲折的革命斗争考验和个人生活坎坷的传奇式的“火凤凰”？
不久，我妻子张国华带孩子们从湖南老家来到上海，她和秦德君女士是四川同乡很谈得来，秦女士循循善诱地给她讲了一些革命道理；还给她介绍一些进步书刊；尤其是，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在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李大钊、恽代英等的培育下，她如何从一个彝族小女孩一步一步成长为一个革命者的生活历程，－－这给土家族的张国华很大的启发，使她眼界大开；使她认清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腐败无能，向往革命的民主自由的新生活。
在一次交谈中，秦德君女士对张国华说：“国民党就要垮台了，你何不也做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工作，为将来找一条发展的路。”张国华听了甚感愕然，说：“我能做些什么呢？我出了校门，结婚生子，十多年来从没在社会上做事——”秦女士说：“你不是有位表弟在国民党海军炮艇大队吗？你可以对他做些工作嘛。”
原来张国华的表弟杨沧活这时正担任吴淞炮艇大队副大队长，我们两家来往密切。
张国华受秦德君女士的启发和指点对来我家造访的杨沧活谈起“革命”的大事来，劝杨沧活率部起义。杨沧活听了吓一跳，说：“三姐”（即张国华），你从来不过问政治，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现在上海形势如此紧张，多怕人啊！我却不信，得问问元宇兄。”
杨沧活便跟我探讨起来。我分析了当时国民党必败的形势，要他相信“民革”，相信郭春涛先生。
1948年8月下旬，正是蒋介石在上海实行金圆券，蒋经国作为经济特派员到上海掠夺银行钱庄的金银外汇、查封仓库物资、管制物价的时候，市面形势紧张至极。
一天上午，郭春涛先生把我们夫妇叫到他的房间，语气安详地说：“元宇今后要多跑海军军官宿舍，把形势向你们的亲戚讲清楚，争取有觉悟的海军军官投向人民一边。如果条件成熟可靠，可以介绍和我见面。”
郭春涛先生边说边从抽屉里取出两张表格来，说：“我对你们考察成熟，为了便于今后开展工作，你们填一下这张表，加入组织。办了这个手续，今后就是同志了。”说着把两张申请表（表上没有题头、名称）交给我，要我们回去填好，明天交给他。
我们当时感到非常兴奋和激动。我最后问道：“如有情况，如何联系？”
郭春涛先生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说下午2时以后，可打这个电话找秦德君；并叮嘱我们，今后只是单线联系，发展的对象之间也不要互通声气。
我父的一位摯友温广彝是国民党青年军202师政治处处长，我父请他给我在青年军谋到一个只挂名不到差的中校教官头衔，以便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于是此后我出门便穿上了青年军的美式军装，口袋里装着青年军军官的护照，不但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还可以走遍上海。而且，我家经常有青年军军官进进出出，也可以混淆里弄邻居的视听，有利于地下革命活动。
后来，我还穿着青年军的中校军官服，拿着青年军军官的护照，出入于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及其家属院，做策反工作。
杨沧活也常开着他专用的海军军用吉普车到复兴中路496号来，吉普车有时停在门口，有时就开到我家隔壁的松筠别墅弄堂里。杨沧华身高一米八九，在电雷学校就是排头，又身着海军军官制服，威风凛凛的，－－也给496号增添了保护色的作用。
杨沧活终于下定决心和我们一道做争取吴淞炮艇大队起义的工作。通过私下里交谈，我发现在国民党海军、下级军官中，感到蒋政权危在旦夕、个人前途渺茫者不再少数；特别是一批在抗战末期曾去英国学习、以后驾驶重庆号回国的官兵，对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最为不满。
按照郭春涛先生“个别接触、单线联系”的指示，先由杨沧活安排谈话的对象、地点和时间，由我出面谈话；情况可靠再由我带去见郭春涛先生。从1948年9月至1949年5月，经我介绍与郭春涛先生见面密谈的国民党官兵有13人。郭先生接见的地方多在法租界的霞飞路、善钟路、复兴西路和拉都路的高级公寓的朋友家里；每次接见只准我带一个人去，事先由我将此人的情况作口头回报，郭先生详细作记录，然后约定时间、地点。见面当天还要先用电话联系有无变化。见面时，郭先生先问会见者的经历、学历，工作情况和思想情况，对时局的看法，今后的打算等；并解答会见者的提问。这些提问，今天看来是非常简单的，如“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联合政府”等等。最后由郭先生作结论性的讲话。郭先生的讲话是根据谈话内容做出的，很具体，也很生动；使会见者感到兴奋和充满信心。但他们并不知道郭先生的真实姓名和政治背景。
当时任上海交大教授的张震同志，是我在上海交大的同班同学，为人正直。郭春涛先生知道我、张震和孔令侃是南京金陵中学同班同学；抗战胜利后张震办的进出口行与孔令侃办的杨子建业公司都在汇丰银行楼上办公，彼此都有来往。便指示我向张震提出调查孔祥熙宋子文两大家族在上海的房地产及仓库等财产的要求。张震经过努力，陆续向我提供了孔、宋两大家族的不动产和扬子公司的库房地址、库存物资的书面材料，我把这些材料都交给了郭春涛先生。
郭春涛先生听说青年军202师调驻浦东，要我设法搞到青年军202师在浦东的地堡分布及防卫工事图，我也想办法搞到了。
秦德君女士在1949年5月17日下午为了跟海军起义军官杨沧活等联系，打算去拉都路的。不想被叛徒出卖，刚走出息村弄堂口就被国民党便衣特务拦住，并被装进一辆小轿车。秦女士一面抗拒，一面大声吵闹呼救：“土匪抢人啦，快来人呀！”
因为郭春涛先生还在息村里的一位朋友家与吴克坚（中共上海地下活动领导人之一）等人开会，秦女士的吵闹声惊动了很多人看热闹，但一看架势是特务抓人，没人敢管；但郭春涛先生还是听到了，知道出了事，马上跟与会的同志们从后门逃了出去。
秦德君女士入狱后，受尽了各种酷刑，上海解放那天，还因受酷刑晕死过去。敌人逃走时以为她死了就没管她，同监的难友才把她救活过来。
1949年6月上旬的天，我和国华到北京路秦德君女士的一位朋友家中去看望她，只见她面色青黄，精神疲惫不堪，半躺在藤椅上，双足不能沾地。尤其是她那双手的十指指甲受过刑的痕迹，真是惨不忍睹！
秦德君女士上气不接下气地告诉我们：“凡是特务的酷刑，诸如老虎櫈、跪炭灰、压砖头、灌辣椒水、用钢钎撬指甲等等我都领教过了，我宁死也没吐一个字！因为查出了我就是有名的‘秦德君’，汤恩伯和毛森都到现场来看过我受刑……也许是他们总希望我开口，解放军进军又神速，我才九死一生捡了条命！”
1949年6月，“民革”在八仙桥青年会大楼举行胜利会师大会。会议由陈建晨同志主持，郭春涛作报告，谭惕吾等同志讲了话。我和妻子张国华都参加了这个大会，我们俩还受到郭春涛先生的大会表扬。当时大家都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全体人民、包括“民革”的同志们的共同奋斗，终于使上海获得了解放！
1949年8月，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奉召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京召开前夕，齐燕铭宣布，据上海方面举报，秦德君在解放前夕在上海被捕后，叛变自首，破坏了党的很多地下机关，使许多党员牺牲，因此撤销秦德君的政协筹委资格，也即撤销其第一届政协代表的职务，并开始接受审查。
秦德君原本伤病未痊愈，这时病情恶化，住进了北京医院。
这对于郭春涛先生也是沉重的打击，他了解秦德君，他信任秦德君，多年来并肩战斗，多年来生死与共，他深信秦德君遭到了诬陷……
1950年3月，秦德君女士病稍好了些，统战部指示她到上海找潘汉年澄清问题。潘汉年当年是上海地下党的负责人，解放后是上海副市长。5月中旬，潘汉年送秦德君上火车回北京，说她的有关材料已送达北京。
1950年6月，中共统战部将一份抄转华东局统战部的文件交给秦德君女士，秦女士还没来得及拆看，传来郭春涛先生病危的消息，秦女士急忙感到病榻前，郭春涛先生病上加气，竟过早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握着秦女士的手说：“不堪回首——我悔不当初没听你的话，没有加入共产党，我幻想做党外布尔什维克……还拖你的后腿，我对不起你——”说着放声大哭，下午3点，郭春涛先生溘然长逝，年仅52岁。
郭春涛先生在解放后参加了政协的筹备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参事室主任，政务院政务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兼副秘书长，民革中央常委等。
郭春涛先生逝世后，毛泽东主席等送了花圈，周恩来总理主持了追悼会。
郭春涛先生逝世后，秦女士才拆看了中共统战部的文件，原来是华东局统战部对秦德君的审查结论：
“……秦德君在上海解放前夕被蒋匪帮逮捕后，虽受刑讯，对于她所知道的中共关系、民革关系及其他民主人士的关系，并未向匪特透露，这是很好的，因此不能得出结论说，秦德君有政治叛变行为。”
1985年5月，我、国华和正洲儿到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看望秦德君女士，她已是八十高龄，但依然思路敏锐，气度非凡。说起话来轻言细语，言简意赅。她说：“文革中我坐了八年牢，常常是独自一人，真是又聋、又瞎、又哑，出狱时都不会说话了。在狱中我被看守从楼梯上掀下来，解放前被国民党拷打受伤的腿，这次被摔断了，一直没有康复。后来有人告诉我，原来是康生把我列入一长串‘特嫌’名单中了，在劫难逃，又经历了一次生死考验。”
我向秦德君女士诉说道： 1950年您和郭先生离开上海上调北京，接着，你受冤枉，郭先生去世。 1951年“镇反”运动时，我在解放前加入民革、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地下革命活动不被承认，反被列为“镇反”的对象，并于1951年9月调到“华东革大”交待问题；接着就被调到新疆“支边”。1955年“肃反”运动又受到隔离审查，领导派员到内地调查，就是不派员到北京找您调查。我以青年军教官作为掩护做地下革命工作不被承认，反而成了罪证。结果在1956年被定为“历史反革命”。
1957年又因“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而被划作“右派”
1958年因“右派兼历史反革命”被判刑10年！
直到1978年我的“右派”问题才得到改正；1981年我的“历史反革命”问题得到平反；但我和国华在解放前参加民革、参加中共领导下的地下革命工作都依然没有得到承认。国华在1952年在新疆参加了工作；1956年因不满我被定为“历史反革命”而被新疆自治区外贸局开除公职。国华上告到中央，监察部三次通知新疆外贸局撤销对张国华的开除处分，都没有得到执行，直到1978年才得到改正。
我家因此遭到灭顶之灾。子女们都受到了无情的株连、贱民般的歧视：四个子女不准升学，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在“文革”中全家人几乎都被剥夺了生存的权利：大儿被迫到处流浪；二儿坐了牢；三儿被打死！
秦德君女士听了说：“怎么会是这样？你们为什么不早来找我！”
后来全国政协给自治区有关部门来函，证明我和国华在解放前参加了民革、参加了中共领导下的地下革命工作，新疆有关部门随即在1985年底给我们办了老干部离休手续。
注：
（1）“中国妇女文化公司”是由邓颖超领导的“中国妇女联谊会”文化组筹备起来的。
（2）“民联”是“民革”的前身。
（3）“翔宇”是周恩来的代号。
1990年程元宇撰稿
2021年程正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