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过蒋百里先生的侍从副官

2024-04-26 程正渝80 0M 0

  1938年6月,蒋百里先生从欧洲归国到长沙出任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校长由蒋介石兼任),我父一中协助他筹划校务,我就担任他的侍从副官。

  

  蒋百里先生在欧洲以蒋介石特使的身份游说徳、意诸国,与我父音讯不断。 1937年8月后,我父任国民党中宣部主任秘书、国际宣传处专员等职。负责与蒋介石派出的驻德国、意大利专使蒋百里、陈公博联系,校阅来往报告。

  

  蒋百里先生是抗日必胜论者,我父深受其影响,后来汪精卫、陈公博先后出走投敌,我父以民族大义为重,断然与他们决裂。

  

  我在担任蒋百里先生侍从副官期间,对他的传奇经历有了较多的了解。

  

  蒋百里(1882-1938),名方震,号澹宁,浙江海宁人。16岁便考中第一名秀才,因家贫不能继续应试,后以文章为桐乡县令方雨亭赏识,资助他继续就学;进而得到海州太守林孝悯和方县令共同资助到日本留学。1904年考入日本士官学校,与蔡锷、李烈钧 、张澜、许崇智、蒋尊簋、张孝准等均为同期同学。1905年蒋百里以步科第一名毕业,并按规定由天皇亲赐御刀。后来蒋百里又到德国军校实习三年,在会操中,他所率的连队成绩突出,被兴登堡元帅授予军刀奖励。在保定军校任校长期间,为了保定军校的事业竟能以身殉职(后被抢救未死),这在民国官场也极为罕见。

  

  同时蒋百里先生又是一个文化人,二十年代初,他在欧洲考察后著有《欧洲文艺复兴史》,受到梁启超的极高评价;他还与胡适一起创办《新月社》;跟诗人徐志摩是知交。

  

  “西安事变”发生那天,蒋百里先生刚巧去西安见蒋介石。在事变中,张学良请百里先生说服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百里先生是事变三位元勋之一(另两位是宋子文和端纳)。

  

  从1920年代起,我家跟蒋百里先生家有一段不寻常的关系:

  

  1928年秋天,我父以第十二路军政治部代主任的身份随北伐军进北平。

  

  1929年初,蒋介石为了削弱桂系白崇禧在北平的军力,采纳蒋百里之计,起用唐生智,委派他为第五路军总指挥,并到唐山接管其第十二路军的旧部。我父因在军中为唐生智接管旧部的工作中有功,被唐生智委任为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军法处长兼政治部主任。

  

  1929年春,我家搬了一次家,跟蒋百里先生家相邻。

  

  蒋百里先生在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校长时,唐生智是保定军校第一期的学生,深得蒋百里先生的器重。我父那时正担任唐生智部的军法处长,跟蒋百里先生交往颇深,六、七岁的舍妹哲宣是蒋百里先生五女儿蒋和的玩伴。

  

  1933年我父任实业部参事兼农商银行上海分行经理时,力荐蒋百里先生为该行的常务董事,以接济其拮据的生活。

  

  1938年的上海被称为“孤岛”,我家住的法租界遭到日军包围,1938年5月底(端午节前),此时我和父亲都在武汉,父亲托挚友章笃臣带领我的家人(祖母、继母、哲宣、长女正江、和妻子国华并出生不久的长子正海),同乘外轮总统号邮轮由上海到香港。抵香港后由蒋百里夫人热情接待。不久,蒋百里先生从欧洲回国,也热情款待了他们。1938年6月,我由汉口到香港迎接家人,因日军飞机频繁轰炸,我于是带家人回到湖南桂阳老家。

  

  1946年舍妹哲宣在国立苏州社会教育学院音乐系学习时,向著名歌唱家高芝兰、蒋英学习声学,那蒋英老师正是蒋百里先生的三女儿,后来的钱学森夫人。1947年我父和哲宣等人策划筹办在上海闸北建立的“方震小学”,正是为了纪念蒋百里先生而以蒋百里的另一个名字“方震”命名的。校长是程哲宣,校董事会董事长就是蒋和——这是后话。

  

  1938年4月,我和交大、政大的同学在长沙创办出版了一份宣传抗日的刊物,得到八路军长沙办事处徐特立先生的支持和指导;还得到翦伯赞、吕振羽、程潜、等的大力支持;并通过我父的关系在第十集团军刘建绪总司令部得到每月200元的经费。

  

  蒋百里先生到长沙后,我父把《今天》社这帮青年介绍给百里先生,他大力支持我们办好《今天》十日刊,允诺每月拨八百元作为出版费。

  

  蒋百里先生那时住在长沙中国银行二楼,几乎每夜都要跟我们这些青年长谈。他在讲述战争史时,引用《史记》、《资治通监》原文,均能一字不差地背下来,足见他博学强记。他那时还夜以继日地准备在“陆大”演讲的两个题目:《参谋官之品格》、《知与能》。

  

  1938年9月,我们随百里先生到湖南南岳山上小住,一天他到厨房,见厨师从山下买回一筐鸡蛋,他问鸡蛋多少钱一只?厨师答一元钱50只。百里先生不觉叹道:“中国真是阿米巴!”百里先生的意思是:中国在华北、华东打了一年多的仗,但作为后方的湖南的物价还如此平稳,真如变形虫阿米巴一样,一部分受到伤害,其它部分仍然正常生活着,不受影响。--这正是中国能够长期抗战的力量所在。

  

  百里先生经常讲寡不可敌众,小不可敌大,但弱可以转强;中国积弱百年,只有从战争中才可以转弱为强。--这些道理后来的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而当时的陈公博们是不懂这个道理的,陈公博在《自白书》中说:“中日问题时刻都有开仗的可能。军需业中国还谈不到,而且也不可能一促(蹴)而成。但中国每年缺大米1600万担怎么办?每年缺面粉二千万袋怎么办?民国21年中国棉花产量只得七百万担怎么办?中国一有战争,衣、食俱缺,真可不战而屈。”其惶悚恐怖之情跃然纸上,--与百里先生的观点真是泾渭分明!

  

  1938年10月底,武汉、广州相继失守,我们随百里先生准备经广西到贵州遵义“陆大”就职。11月4日,蒋百里先生在途经广西宜山时因心脏病瘁发去世,我和《今天》社的同仁等安葬蒋百里先生在鹤山。

  

  1990年程元宇撰写

  

  2021年程正渝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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