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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父亲一中回到上海。我随即也来到上海，四处奔走寻找工作却以失败告终。在上海我看到国民党的“劫收大员”，大搞“五子登科”，贪污腐败，令民众大失所望。
秋天，我返回湖南桂阳天塘老家与妻儿团聚。我重新通读了一遍《资治通鉴》，从历代王朝的兴亡，对照当时的国情，我认识到蒋介石政权的败亡已成定局。
于是，1947年3月，我再次只身湖南老家来到上海。
此时我父已加入“民联”（1）并担任“民联”的上海市组织委员，我家就成了“民联”领导人开会联系的场所之一。
我家住的复兴中路496号是一栋有小庭院的法式三层小洋楼。小庭院里有两棵枇杷树，亭亭如盖，树冠已超过二层楼。东邻是一排跟496号同一样式的法式小洋楼。后门通西邻叫松筠别墅的弄堂。它南面临街，街道两旁的人行道上是两行高大整齐、郁郁葱葱的法国梧桐树。街道上无轨电车成天叮叮铛铛往返穿梭；车辆行人川流不息，小摊小贩叫卖不停。
我到上海后不久，父亲对我说，下午有几位老朋友来我家商量“大事”。要我不要外出，届时在前后门用心观察，看有无可疑的人在我家附近逗留观望，如有异常情况，立刻告诉他。
下午三时左右，父亲的“老朋友”陆续到来。最先到的是谭平山先生，一袭深色长袍，一部大胡须。他的大名如雷灌耳：早年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加五四运动之后在陈独秀的帮助下，建立广东中共支部；1924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组织部长；1927年又与周恩来、贺龙、恽代英等领导南昌起义等。
接着到的是陈铭枢，也是一袭深色长袍，腿有些跛，他是大名鼎鼎的爱国将领。
再接下来到的是令人敬仰的郭春涛、秦徳君夫妇，我在去年就熟识了。郭春涛先生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袭深色中式长袍，国字脸上架着一副宽边眼镜，神态严肃，不苟言笑。
郭春涛先生早年同毛泽东一起从事过学生运动；后为北大学子，参加过“五四”运动；再到法国勤工俭学，又跟周恩来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后来成为民联领导人，受周恩来同志直接领导继续进行革命活动。
秦德君女士面容清秀，衣着华贵，雍容尔雅。
秦德君女士的革命生涯富有传奇色彩，被称作“火凤凰”。早在大革命前，她就追随李大钊、恽代英、邓中夏等参加“五四”运动和从事工运工作，是有名的“女红小鬼”，1924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又几经周折，于1938年与郭春涛结为伉俪。
最后到的是吴艺五先生等共八人，他们都是“民联”的重要成员。
期间，资深中共地下党员龚饮冰、许彦飞，老报人陶菊隐先生等也常来我家走动，他们跟我父都是二十年代在长沙的老朋友。现在常到我家来以商谈黄金美钞的行情作掩护，从事地下革命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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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巧，1947年5月国民党青年军202师教官徐甫堡来上海办《自由》杂志，于是父亲请徐教官做一块“《自由》月刊社”的兰底白字的搪瓷招牌，挂在我家临街的门上，来往行人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原来这《自由》月刊是国民党青年军202师政治处处长温广彝主办的，由著名画家徐甫堡在上海编印发行。因此，这块招牌挂在我家门口，有青年军军官进进出出，在当时的确起了保护色的作用。
温广彝是安徽广徳人，1932年他在实业部秘书处任专员，与时任秘书主任的我父相处甚洽。1938年我父任中宣部的秘书主任，温广彝在该部领导下的“国民外交协会”任总干事。后来，我父推荐温广彝到第十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的总部任政治处少将处长。因此温广彝对我父很信赖和尊重。
1947年7、8月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南京震动，驻扎在苏州的青年军202师主力奉命调到安徽卢江桐城一带防堵解放军，作为政治处长的温广彝也亲临桐卢前线。但不久202师主力仍回防苏州无锡一带。温广彝来上海看望我父。我父问他桐卢之行情况如何？温广彝长叹一声，说：“程老，这仗没法打！在前方我们不但找不到共军，连老百姓也找不到！眼前一片漆黑，光等着挨打了。我们在前线又着急又担惊受怕。仗没怎么打，兵到乘机逃散不少，只好又回到苏州补充整编了。”
徐甫堡是杭州艺专出身的画家，是刘海粟、刘开渠大师的高足。他中等个儿，肤黑，消瘦，常穿一套青年军军官服，讲上海话，这时在青年军202师政治处任中校教官。他特地介绍他的江阴同乡兼同学陈伟斯来我家书房，也就是《自由》月刊社的办公室与我相识。
陈伟斯身高一米八，仪表堂堂，文质彬彬，分头油亮，西装革履，穿着打扮像个小开。他的公开身份是上海帐子公司的掮客。我们谈得十分投机。我慢慢地得知他是中共华中局江南工委会派到上海来做地下工作的中共党员，曾在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华中鲁艺）美术系学习，他的弟弟是新四军的一名师政委。他也了解到我和父亲都参加了民革的地下革命活动。
中共地下党员陈伟斯还给我介绍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我那时就读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的形势和任务》，以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还有《新华日报》等。使我的思想开了窍！认识到在中国寄望于亲美反苏的个人民主主义者是行不通的；中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建立联合政府的倡议在中国才有前途。我从此开始学习马列著作，逐渐信奉马列主义。
当时徐甫堡要我给《自由》杂志创刊号写一篇时论，我大胆写了一篇反对内战的文章，文中主要说，应该朝着和平、民主的方向，用政治方式解决国内的问题。
陈伟斯得知温广彝跟我父的关系不一般后，指点我，要我父找温给我在青年军202师谋到一个挂名的中校教官头衔，更便于做地下工作。于是，此后我出门便穿上了青年军的美式军装，口袋里装着青年军官的护照，不但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还可以走遍上海。后来我还穿着青年军的中校军官服，拿着青年军军官的护照，出入于国民党海军总司令部及其家属院，做策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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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春，我妻子张国华带孩子们从湖南老家来到上海，她和早些日子搬来的秦德君女士是四川同乡很谈得来，秦女士循循善诱地给她讲了一些革命道理；还给她介绍一些进步书刊。不久，郭春涛先生和秦德君女士介绍我俩加入民革。他们得知张国华的表弟杨沧活是吴淞炮艇大队副大队长，嘱咐我们做他的思想工作，并策动国民党海军官兵起义。
陈伟斯一家现在住在隔壁弄堂松均别墅我家的汽车房，他常到我家来，知道我们在做策动国民党海军官兵起义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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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0月间，陈伟斯和徐甫堡对我说，他们有两位江阴同乡在无锡、江阴间贩运大米，被202师以共产党嫌疑分子抓去了，要我向父亲说说，写封信给温广彝。我父问清了并没有什么凭据落在敌人手里；于是写了封信给温广彝，只说那两个人是徐甫堡的的同乡云云。徐甫堡拿了我父的信当晚就去苏州找温广彝。过了几天，陈伟斯感激地告诉我父，那两位江阴老乡已安全回家了。
其实这两人就是在运粮工作中被敌人逮捕的解放军运粮队的陈棣三、叶仲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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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3月，我到外滩海关大楼里的输出入管理委员会上班，郭春涛先生得知我和孔令侃（2）是金陵中学的同学后，要求我调查孔祥熙、宋子文两大家族在沪的财产的要求。我通过另一个同学张震搞到了孔、宋两家财产的资料。
当陈伟斯知道我在搞这个工作时，要我将孔、宋两家财产的资料抄一个副本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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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郭春涛先生听说青年军202师已调驻浦东，要我设法搞到青年军202师在浦东的地堡分布及防卫工事图。这时温广彝和他的家属住在雷米路我父所有的一栋房屋里。我很快找到徐甫堡，把这个意图告诉他。5月2日徐甫堡到海关大楼找我，我当即和他下楼，在马路上，徐甫堡交给我一个纸包，说：“我搞到了，你回去看吧！”说完就匆匆走了。我大喜过望，马上与郭春涛先生联系，亲手把图交到郭春涛先生手里，当时打开一看，正是晒制的浦东地堡布阵图。
郭春涛先生听说温广彝住在雷米路，指示我动员他留在上海。温广彝听了后说：“你老太爷要是在上海，我可以不走（当时我父一中接受中共地下党的安排，回湖南做老友程潜和唐生智的工作，为湖南和平起义作准备），郭先生和我没有深交，我不敢留在上海，只有去台湾一条路了。
上海临解放，温广彝才黯然去台湾了。以后温广彝成了蒋经国的秘书、《中国时报》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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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5月17日上午，张国华正要出门去买食油，只见杨沧活身着海军军官制服，慌慌张张闯进门便说：“三姐，我被特务盯上了，桂永清（3）派人抓我。赶快找郭先生想办法把我藏起来。”张国华知道马上要找到郭春涛先生是困难的，便从我家住所后门把杨沧活带到隔壁弄堂松均别墅我家的汽车房陈伟斯家。陈不在家，张国华请陈妻马上找陈回来。陈妻心照不宣立刻出去了。
不久，陈伟斯夫妇便回来了，陈伟斯问清事情的原委后，一边说不要着急，一边叫其妻从箱子里取出一顶礼帽、一副墨镜、一件长衫、一条纺绸中装裤子，叫杨沧活改装。说着，陈伟斯就出门去了。杨沧活个头特高，但换上这身衣服也还合适。可见陈伟斯是做了多种准备的。
陈伟斯出门不久便返回来了，取出只有手指大小的一张纸条交给杨，关照说，到了苏州河的小码头上，有一只小木船，上面坐了一位戴草帽的人（后来陈伟斯告诉我们，此人是伦同志，后来当上了国家安全部的处长），你把纸条交给他，他就会送你到安全的地方。
陈伟斯叫张国华去马路上叫辆三轮车来拉杨沧活到苏州河的小码头去了。
后来，杨沧活通过地下交通线安全转移到无锡解放区去了，并受到张爱萍将军的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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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英俊潇洒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忘我地投入充满风险的地下革命活动的中共党员陈伟斯，1957年被打成右派，送去劳动改造，一改造就是二十年，平反后他的十指间结痂如网，而且反应迟钝、呆若木鸡，在工作中使自己背了一身债！不过，当他谈起他的老战友、前上海公安局局长杨帆的冤案时，他又慷慨激昂来了精神……
1980年陈伟斯出任《民主与法制》的记者；1981年因撰写《林昭之死》而闻名全国。1998年他又撰写了《应共冤魂语，投书寄灵岩——林昭三十年祭》。
注：
（1）“民联”即“民革”的前身。
（2）孔令侃是孔祥熙的儿子。
（3）桂永清是当时的海军总司令。
1990年撰写
2020年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