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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下半年武斗之风在新疆蔓延，边陲小县W也风雨飘摇：10月份以来深夜常有手榴弹、地雷的爆炸声；大街上常有武斗马队驰骋；一些机关单位门口或筑起碉堡，或有持长矛大刀的武斗队员站岗……
恰恰在这时，“三促”（1）在W县大街小巷杀气腾腾地贴出“打倒彭X！打倒周XX!打倒程XX!”的巨幅标语来，想找个挑起武斗的导火索。——我程某人只是县拖拉机站的一名技术员，竟然叨陪末座获此殊荣！“三新”（2）的头头们开会商议，要我们三人尽快离开W县，看“三促”还能找什么借口。于是，我在1967年11月下旬搭便车逃离W县来到乌市，暂住母校新疆八一农学院避难。
1967年12月6日，W县“三促”一伙暴徒公然手持步枪、手榴弹对“三新”群众进行血腥屠杀，制造了打死十多个人、打伤几百个人的震惊全疆的惨案（3）。
W县受迫害的群众陆陆续续逃到乌市来。有的职工在新大暂住；县拖拉机站的十多名职工因为我的校友身份安排在八农（4）暂住；W县的几十名社员大多由“新农总”安排在南门人民剧场一带暂住。
那时南门是乌市两派的分界线：其南是“三新”的地盘，民众称作“解放区”，其中“新大”（新疆大学）更是“三新”的主要据点；其北则是“三促” 的地盘，但所有的大学、中学都是红二司的据点。
南门广场是传单交换处，其北边建筑物的墙是张贴大字报的场所；其东的人民剧场是“三新”的据点，跟它隔街相望的是“三促” 的据点银行大楼，门口构筑了防御工事，楼顶高悬着高音喇叭；而南门广场西南角大楼上则高悬着红二司的高音喇叭，它们日夜不歇地高声发表各自的观点……
“新农总”把人民剧场周边的一些平房（“三促”的群众都搬走了）交给逃亡来乌市的W县的社员居住，把人民剧场交给他们守卫，剧场的大门、后楼和地下室的钥匙都交给了他们。
从W县逃出来的“三新”分部的头头们在南门人民剧场的地下室召开会议，我也去参加了。“新工总”分部的刘宪荣和“新农总”分部的黄开焕向大家汇报：他们收集整理了《W县“12.6”惨案的真相》并印成了传单、写成了大字报、画成连环画张贴在南门广场；还在乌鲁木齐团结剧场向“三新”战友们作了《W县“12.6”惨案》的报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他们还组团到新疆军区文革接待站作了上访；也多次到7335（空九军）军部上访，接待人作了详细的记录，还表示将尽快向中央汇报和请示。……
我在这次会议上认识了黄开焕，他是一位双目炯炯有神、说话带湖南腔的年轻人。——他当时是W县“新农总”分部的文攻负责人之一，《W县“12.6”惨案的真相》就是他执笔的
1968年1月下旬的一天，我来到南门人民剧场，开焕在地下室写大字报，他放下笔对我说，程技术员，你好多天没过来了，出事了！前些天，有人在碾子沟汽车站遇到“三促”干将张金虎从W县来准备回老家。“三新”战友老于几个知道后派人把他引诱到南门附近，抓到这地下室来，七手八脚把他吊起来，恐吓他，叫他供出“12.6”惨案的内幕。谁知这张金虎并不以为然，还像平常那样油嘴滑舌，信口开河，一会儿说“12.6”那天张三的老婆被人强奸了，一会儿又说李四的老婆也被轮奸了，——总之一句话：“三新”跑出来的人，家都被抄了，女人也都保不住了！老于怒不可遏，挥棍就打，不料这张金虎越挨打越骂得高声，老于一失手打在了张金虎的头上，竟把张金虎打得昏死过去了，还是在“新农总”的帮助下，才把张金虎送到医院。——开焕说，那天他带妻子到医院做妊娠检查，不在这里。
开焕还说，现在“新农总”也有困难，只能供应我们包谷面和洋芋了。原来住在南门周边的一些战友到山西巷食品公司大楼去守楼了，有吃的，有住处，专门对付二医院“三促”据点的。“红二司”总部委员、卫校学生、十八岁的姑娘侯艳荣就是在山西巷街上被“三促”在二医院的据点里的冷枪打死的，曾引起轰动。……
1968年2月下旬，我到南门没见到开焕，听说“新农总”供应更少了，一些战友们各奔东西了。新疆两大派群众组织的代表在北京西苑旅社谈判进行大联合和成立革委会的事宜，谈了几个月毫无进展。以后我也因母校要搞大联合、“造反食堂”停办而离开了乌市，后来又因钱尽粮绝蒙冤入狱。
2
1969年2月初，我进看守所已经半年多了。这天牢门咣当一响，一位双目炯炯有神、中等个儿的瘦削青年被关了进来，他就是开焕。
开焕一进号子就微笑着跟号子里的人一一握手打招呼，当我从暗中角落走到小窗下的亮光中跟他握手时，他得知我就是县拖拉机站的程技术员时，竟跌坐在床沿，双手拍着铺板失声大哭起来！——可见我当时那副蓬头垢面、胡子拉碴、浮肿苍白、衣衫褴褛的犯人模样，跟在社会上的形象落差太大，已经使得过去相识、又才从社会进到监狱的人感到惊恐了！
我虽然诧异，却很感动。
我们所在的号子，是一间约有20多平米大号子，有两排约30厘米高的木板通铺床，中间是一个走道，安放着一只可以烧柴禾的长方形的铁皮火炉。东面墙的高处是一扇小玻璃窗户，外面有铁栏杆。房子中间的顶篷上有一只灯泡，但经常不亮。进门的墙角有一只尿罐。号子里常关着八九个人，多时关到二十多人。
我们坐在床沿悄悄交谈。我问开焕，1968年2月我去乌市南门人民剧场怎么没见到他？他说，那时因为妻子临近产期，而没参加集体活动；不久妻子生了儿子，自己只得照顾妻儿了。我问道：你儿子出生那时，新农总只能供应一些玉米面和洋芋，你又别无经济来源，是怎样度过难关的？开焕笑而不答。我继续追问：我们拿工资领粮票的，断了工资断了粮票，仅靠群众组织的伙食接济，几个月下来，已是囊中羞涩寸步难行了！你们社员逃亡在外就更困难了，你是用什么办法维持生活的呢？开焕依然呵呵呵地笑道：我不给你讲。我只给你举两个例子：春天来了，乌鲁木齐郊区农民犁洋芋地，我提只麻袋，在地里捡上半袋洋芋，背到街上一卖，不就有钱了吗？或者搭火车去吐鲁番买韭菜只要四分钱一公斤，到乌市就卖四角钱一公斤……呵呵呵，别的我就不说了！
开焕接着问我是怎样被抓进来的，我说一言难尽，像我这样出身不好的臭老九，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倒是他们怎么把你也抓进来了？他说，前年我们逃到乌市以后，家就被抄了，我的几本日记被他们扣了下来。去年六月全疆搞大联合，我们就回来了。可是他们不追究“12.6”惨案的凶手（5），却不停地找惨案受害者的麻烦，这次就是因为日记问题抓我来审查的。开焕又说，他从小就喜欢文学，虽然中专读的是银行学校，可是他一直坚持读文学书籍和记日记。
我感叹道，我虽然学的是农机专业，也喜欢文学，也写了几本日记。文革初期，也查抄了我的日记。——我们真是同病相怜呵！
关了两个多月，开焕总算被叫到办公室提讯。提讯回来，开焕对我说：“今天D队长提讯了我，他是一个年轻气盛的军人，他说我的日记问题很严重……”
接着，开焕就趴在床前写交待，一下子就写了十多张！
开焕把写好的交待材料递给我，说：“我还没写完，你看写的怎么样，帮我修改修改。”
我拿过来仔细一看，他竟然称自己在伊犁水定写的那些日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出我的意料，问他，你为什么说这些日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呢？他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批斗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时不都是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吗？挨批斗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也都得自认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才算态度端正，才能过关呵！
我诚恳地对他说：那是在社会上，——可以；可是你这样写在这里不行。现在公检法军管了，提讯你就是审判你，可以给你定罪，可以给你判刑。不要以为给自己扣上大帽子就是态度端正，而在这里恰恰就是“供认不讳”，正好自己给自己定罪。去年年底这里宣判了一批犯人：M公社的小张前年在北山挖贝母误入苏联边境，被苏联边防军抓获后遣返回来。提讯时，D队长说偷越国境就是叛国，小张没文化竟不以为然，结果以叛国罪判刑20年；另一个盲流盗窃惯犯在百货门市部行窃未遂，他说是初次作案今后改正，结果教育释放了。这个惯犯还宣扬说“坦白从宽，把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我接着启发他：你在日记里无非是写了你在伊犁南台子煤矿工作时职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多么差；水定盲流村的种种现象多么不正常等等。——你不过如实作了记录，即使那些现象背离党的政策、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责任并不在你。你何不把这些怪现状都推到“走资派”的身上，正是他们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造成的？我在1963年左右听传达报告时，记得当时毛主席针对新疆水定县有一位书记在街上摆摊子卖东西这件事，批评说，新疆水定是最后一条资本主义道路。——正好可以联系起来。
他恍然大悟地说：正是这样啊！
开焕按照我的提示，重新写了十几张纸交给了队长。暂且不表。
3
那时候逃苏事件层出不穷，东突分裂活动也很猖獗，再加上清队运动，看守所里各色人等都被关了进来。
在看守所里，每人每天早饭一碗玉米糊糊，晚饭一个玉米窝头和一碗飘有一点油花的菜汤。——每人每天粮食不得超过四百多克，成天饥肠辘辘。比饥饿更难熬的是：稀里糊涂进了看守所往往几个月无人过问；即使提讯了又往往日复一日没有下文。看守所有三道铁门，只要被抓了进来，关上一年半载是常有的事。
然而，在看守所里同号们也有自娱自乐的时光。
常常一到晚上，逃苏犯蒙古青年木孔把木柴塞进长形铁皮炉里点着后，便高声说：“卢医生，唱歌吧！”
在墙角睡的卢医生站起来，清了清嗓子，就用四川腔唱起来：
我家在江南
门前的小河绕着村庄
在那繁花绿叶的城池
我懂得怎样笑怎样歌唱
啊——江南…
炉火在漆黑的号子里闪烁，大家不约而同地跟着吟唱，那样认真，那样投入。
卢医生穿着一件黑条绒棉袄，略有些秃顶，1954年在重庆医专毕业后，分配到四川的一个偏远县城当医生。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在“反右”期间又出了一次小医疗事故，单位上要给他戴“右派”帽子，就跑到新疆来了。十多年来他在边境山区给牧民看病，受到牧民的欢迎。文革以来逃苏事件层出不穷，他作为一名汉族盲流医生竟然在边境山区牧业队非法行医，被关进来半年多了。他在上医专时是歌咏队队员，——怪不得歌唱得好。
卢医生接着唱下去，黄开焕也坐在一旁跟着吟唱：
啊，江南
春二三月 莺飞草长
牧女的春恋在草原荡漾
啊，江南
仲夏的微风吹醒了大草原
殷红的渔火烛照江滩
啊，江南
秋水呀共长天一色
晓风残月轻拂着杨柳岸
啊，江南
阵阵的西风带来鹅毛雪
冬日的晚上围炉叙谈
…………
别离时我们都还青春年少
再见时又将是何等模样
开焕对我说，这首《江南之恋》歌词写得好，曲调也优美。卢医生还常唱《好久没到这方来》、《冰山上的来客》的插曲等，开焕也说不错。
在看守所里打架吵架的事也时有发生。一天，我正在角落里听几个少数民族同号说东突的一名联络员来W县被抓进来了……忽听得号子里大声吵闹起来，只见黄开焕站在床当中，甩掉了外衣，脱掉了上衣，光着膀子，侧身对着老郑，大声说：“……你想打架吗？大家都不要拉，打死也别拉！谁怕谁！”黄开焕的脸显得瘦削，但身上的肌肉却很发达。老郑在远处侧着头朝黄开焕看了看，终于没有敢出手，这大出众人所料，因为平日老郑总是先下手为强的。
老郑，某农场的农工，四川人，24岁。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瘦削精干，沉默寡言，。因为说了江青就是当年上海二流演员蓝苹被抓，已关了半年还没提讯。在号子里他经常打架：打过一位山东籍的原志愿军战士，打过一位身强力壮的蒙古小伙，打过一位曾得过全国摔跤奖牌的牛高马大的哈萨克汉子等——几乎都是老郑率先出手，打得对手嘴鼻流血为止。
因此，黄开焕被大家刮目相看。
1969年7月的一天下午放风，我们走到院子，只见一个皮肤黝黑、虎背熊腰的汉子，脸上身上伤痕累累、光着膀子站在院子里的两块石头上，被晒得满头大汗。仔细一看，原来是老于。回到号子，开焕悄声对我说，去年一月在“新农总”的帮助下，战友们把张金虎送到医院抢救了几天还是死了，老于也逃回老家了。……
我们很快就得知，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展以来，查的很紧，老于还是被从老家抓回来了。老于关在了3号号子，打算动员同号子的人想法越狱，被同号告发了，今天被军警拉到院子里毒打了一顿之后，被罚站在烈日下狠晒了一天。
没过多久的一个傍晚，开焕被D队长叫了出去，很长时间才回来。回到号子，开焕对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通过这次D队长的谈话，我感觉到我快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黄开焕又悄悄对我说，D队长这次提讯，态度跟前次不同。D队长问我：看了你写的交待材料，你既然发现水定那些违背党的政策的做法，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象，你应当怎么办呢？我答，我的觉悟不高，不知道该怎么办。D队长说，应该像蒯大富那样，直接向党中央反映！
1969年7月底，黄开焕果然被“教育释放”了。
4
进了看守所，关了一段时间，新来的同号都会不约而同地跟谈得来的同号悄悄地讲述自己经历、自己的家史。口口相传，于是，在看守所就如同读《天方夜谭》一样，总有听不完的故事：
开焕也断断续续讲述了他的经历：
1939年我出生于湖南永兴县。1959年我毕业于合肥银行学校，参加工作每月工资只有29元。又恰逢三年困难时期，家乡饥荒严重，我愤然离家出走当了盲流。
我先到青海，再到新疆石河子兵团某造纸厂找到一份工作，不久又被下放到农场了，于是，我盲流到了伊犁。在伊犁，我先在南台子煤矿挖煤，后到海西挖贝母，还在水定掏过老鼠洞……
1961年冬天，我在南台子煤矿，下巷挖煤挣钱。每个星期一，大家从井口下巷，抡着十字镐拼命地挖煤。到了吃饭的时候，从井口吊下饭来，吃完饭继续挖，挖累了就休息，该睡觉就睡觉，总之，吃、喝、拉、撒、尿、睡全在巷下，星期六下午才从井口出巷。
不时还有事故发生。
同在巷下挖煤的还有许多维族老乡，跟我们不同的是，他们一边挖煤还一边唱歌！周末出巷后就跑到住在煤窑附近的女人那里去，把六天下巷挣的辛苦钱，除去喝酒的钱之外，通通给了那些女人们！星期一到了，又照样从井口下到巷里挖煤，一边挖一边唱……
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悲惨的工作！
后来，因为我有文化，当上了司磅员，才从巷下上来……
1962年5月，我离开了南台子煤矿，跟着一伙盲流朋友到白杨沟挖贝母。每天可以挖到10公斤，再背回到指定的盲流村，那里有人专门替你晒干再卖……
到了7、8月份，我们又到海西去挖贝母，海西其实是指赛里木湖周边地区。赛里木湖是新疆海拨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山湖泊，它的四周都是高山。我们常到赛里木湖北边的白石山挖贝母，每天清晨，天刚刚亮，山上到处都是挖贝母的队伍，像游行似的，如果谁不结伴而行，单独行动，就有可能被人杀害，抢走贝母，这样的事时有发生。我每天可以挖到十多公斤，多的时候还可以挖到三十公斤！我们就地铺开晒干，三到五天下山背到三台去卖，湿贝母每公斤卖3元5元，干贝母每公斤可卖13元！挖贝母得风餐露宿，十分艰辛，但比起下煤窑来还是好得多。
八月底，贝母挖完了，我们就下山到水定的麦地掏老鼠洞。这时麦子已经收割完了，找到了老鼠洞，用砍土墁刨开，一窝就可以掏到十几个公斤好麦子呢！
1963年，我继续挖贝母攒钱。在水定的盲流村也混熟了，回到盲流村就像回到家里似的，这里有吃住的地方，有人帮你晒贝母，大家相处得也十分融洽。盲流村的核心人物是一位三十多岁风姿绰约的妇女，她跟当地的干部关系都很好，她摆酒席的时候，一些干部都来捧场，甚至公安局的某科长也常常光临……
挖贝母挣到了钱，我就给家里汇去三百元，这在当时相当于中专毕业参加工作一年的工资。
钱汇回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一封从老家寄到盲流村的信，原来是我过去的一个同学写来的。这位同学在信中说，你给家里汇钱也不写封信，有人说这是你死了的善后费，你爸信以为真都急病了。叫我尽快回去一趟。我吓了一跳，赶紧搭车回家，回到家里，果然父亲病重不起，见到我回来这才好些。父亲一定要我结婚成亲，他才心安。于是我被媒人带着去相亲，一天走了好几家……后来就跟现在的妻子谈上了，她原在山里的军工企业工作，大饥荒的时候她回家了……她看我的手白白嫩嫩的，不像干重活的；我可是如实讲没有工作凭劳动吃饭。她以为我是谦虚，就同意结婚。——后来她来到新疆，才知我说的是实话，也就原谅我了。
我在新疆盲流了好几年，来到W县后感到这里民风淳厚，而且地广人稀，比别的地方都好。1966年春天，正巧这里接收安排盲流，于是我决定在这里安家落户，把妻子从老家接来了。
5
开焕也对我谈起过他的父母：
我的父亲年轻时是个串街走巷的货郎，而我的母亲是邻近桂阳县一个书香门第的娇贵小姐……串街走巷的货郎用尽心计，终于跟书香门第的娇贵小姐结成眷属。
我的父亲给我取的名字，原先是“宦”字，意思是叫我长大后做官，后来我自己改成“焕”字了！
我和妻子来W县落户没多久，父亲就在老家去世了。
我一直在琢磨给父亲写一篇墓志铭，将来刻在父亲的墓碑上……
说到这里，黄开焕哽咽了。沉默良久才又接着讲：
我的父亲一辈子就想盖一栋像样的房屋，这是老家的规矩。他奋斗了一生却没能如愿，只盖好了一半，就撒手人寰了！我以后一定要回老家替父亲盖好另一半，还要把新疆砌火墙的技术带回老家去…… 于是，开焕饶有兴致地讲起砌火墙和砌房屋的技术来，以及如何规划，如何设计……
开焕是远近闻名的孝子。
开焕的老母在湖南老家中风偏瘫后要回新疆，他就背着老母上火车、坐汽车回到W县家里；并一直亲自服侍老母，喂饭喂药，尽心尽力，邻里无不称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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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W县农行梁行长得知开焕是合肥银行学校的学弟，那时刚刚改革开放，专业人才青黄不接，五六十年代的大、专生还是香饽饽。梁行长请开焕到农行工作，待遇跟大学生相同并有干部指标。——开焕考虑到自己有五个孩子，一大家人生活负担重，七八十元的工资养活不了一家人，婉拒了梁行长的好意。
开焕一面在生产队（村）里开拖拉机种地，一面在公社（镇）兼任电影放映员，还在手工业联社兼任会计，——总之是拼尽全力挣钱养家糊口。由此也可见他是一个何等聪明能干多才多艺的人！最难得的是，在百忙中他还一直保持着对阅读和写作的爱好，写有小说和诗歌等。
开焕特别注重孩子们的教育，关心他们的学习。他的五个儿子也特别争气，个个聪明伶俐，学习优秀。长子景鹏从公社小学到县中一直是全班第一。开焕得知石河子中学教学质量好，高考成绩在全疆名列前茅，就想方设法把景鹏转到石河子读高中。景鹏果然不辜负其父的期望，在1987年一举考入清华大学水利系！
景鹏从清华毕业分配到新疆水利厅工作，他继承了父亲重视教育的传统，又安排弟弟到乌市读中学。
黄家几弟兄先后考上了大学，——成为W县街谈巷议的一段佳话。
后记
在患难中我结识了志趣相投、人品高洁的开焕，是难得的幸事。只是以后由于我们各自为家庭辛苦辗转等种种原因，未能进一步切磋、交流，又甚为遗憾。
1973年，我母到W县为我打官司，开焕给我母送去了最珍贵的面粉和清油。
1975年，我平反回W县，首先到开焕家拜访。
1987年，景鹏考入清华大学去北京报到时，他们父子俩特地到我家来相会。
1995年，我退休后写回忆录，曾跟开焕通话，核实W县“12.6”惨案的一些细节。
2007年，我打电话给开焕，问他写回忆录的事，他说准备写。又说，在乌市三儿景怀家住的时候，只在报刊上写了一些杂文。
2009年，我跟开焕通话，他说，他得了骨癌，景鹏（已是广州的一位企业家）安排他在广州最好的医院住院。……现在病重，在医院连家人都不准见……
2010年初，我和妻子偕儿子尊现儿媳小裴到广州景鹏家，向开焕遗像行礼默哀。
同日，我们和景鹏母亲、景鹏弟兄们合影留念。
2010年3月，开焕的四儿、大学毕业在深圳工作的景唐带我们一家游览深圳。
2018年8月，开焕的孙女、景鹏的女儿润茜考上波士顿大学后到新疆博乐我家会见。同时，我得知开焕二儿景文的儿子运哲也已考入南京工业大学。
注：
（1）“三促”是文革时新疆的一派群众组织，包括“红卫兵促进会”、“工促会”、“农促会”。
（2）“三新”是文革时新疆的一派群众组织，包括“新疆红二司”、“新工总”、“新农总”。
（3）1996年出版的《中共B州历史大事记》中有关1967年W县“12.6惨案”的记述是这样的：“ 12月6日，W县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在派性驱使下，得胜一方6—12日先后关押不同观点群众258人，致死11人，重伤72人，轻伤127人，并强加对方有一个‘暗杀队’罪名，抄家181户，游街示众61人，被逼外出62人，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
（4）新疆八一农学院的简称。
（5）1996年出版的《中共B州历史大事记》：1971年4月，自治州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织州、县、社、农X师联合专案组，经过现场调查、取证，基本查清这一重大致死人命案。于7月3日在XXXX召开大会，当场逮捕首犯贺XX，拘留主犯张XX、马XX、刘XX三人。并及时上报自治区党委。1973年11月19日，自治州党委批准案情报告，依法判处贺XX等14名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