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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弟正洲1947年冬出生在故乡湖南桂阳县天塘村。我们弟兄的名字是由正字辈加出生地组成的：大姐正江1936年出生在南京；大哥正海1938年出生在上海；我1940年出生在重庆；三弟正湘1942年出生在桂阳县城；因为四弟正潭(同塘字)1945年出生在天塘，所以父亲给五弟取名正洲，意在放眼世界。
1947年春天，父亲去上海跟爷爷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夏天，留在天塘乡下的母亲把我们三弟兄交给一个老婆婆看管，她带着刚满两岁的四弟，打算乘汽车经湘西回秀山探望分别十三年的外婆。沿途山道险峻，汽车在所里附近翻在沟里，母亲被甩出车外压伤了右腿，痛得不能动弹；人们过来抢救，发现四弟被油桶压住了，原来翻车时四弟被甩到一个坑里，油桶滚过来架在了坑上面，四弟在坑里竟毫发未伤；而在母亲肚里的五弟也安然无恙。
母亲在所里住了很长时间医院，被压断的小腿胫骨逐渐愈合，她只得又回到天塘。从此，母亲再没能回秀山见外婆。母亲张国华1915年出生于四川秀山的一个地主家庭，外公在她出生前被土匪杀害，外婆一手把母亲她三姊妹抚养成人。1934年母亲随五姨妈（五姨父是南京国民政府的秘书科长）到南京读女子法政学校，毕业后与考入交大的父亲结婚成家。
1948年春，母亲带着我们五弟兄（大哥十岁、五弟半岁），坐轿子、搭木船、乘火车、登轮船，离开了偏僻宁静的山村，见到了兵荒马乱的社会、颠沛流离的人群，来到繁华热闹的上海。
1948年秋郭春涛(1)先生和秦德君(2)女士介绍我的父母加入了民革，投身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策动了母亲的表弟杨沧活（当时任吴淞炮艇大队副大队长）和一些国民党海军官兵起义等，但因为郭春涛先生1950年在北京病故和秦德君女士蒙冤而未得到当局的承认；而父亲作为身份掩护担任的“青年军202师中校教官”等职务，在1951年镇反运动中，却被认定为国民党留用人员和历史反革命被列为镇反的对象；并于9月调到“华东革大”第四期交待历史问题，1952年5月结业就集体被派到新疆支边。于是，父母带着我们弟兄姊妹七人，离开了我们程家四代人居住了近二十年的上海复兴中路496号，来到了新疆。
注：
（1） 郭春涛（1898—1950）湖南炎陵人。民革的创始人和领导人。解放后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政协副秘书长。
（2） 秦德君（1905—1999）重庆忠县人。早年投身革命。解放后任2—7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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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新疆迪化后，父母先安排在商业厅工作，后又调到新疆畜产公司当科员。我们家住在二道桥附近两间十多平米的平房里。房里的主要摆设就是两张用木板拼成的大床和父亲在墙角搭的一个摆满马列著作和文学名著的简易书架。由于子女多，我家的生活相当拮据。
1954年秋的一个星期日，这时五弟已在乌市九小读一年级了，大姐也回家来了（她在省一师读书很少回家），全家团聚在一起吃饭，父亲这位三十年代的交大学子感慨地说：“今天你们兄弟姊妹七个都聚齐了，这样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不久你们就会远走高飞，各奔东西——我要把你们七个都培养成大学生！”
1955年的一天清早我背着书包准备出门去上学，父母和弟妹们在里间还没起床，忽然听到五弟从里屋问道：“二哥，你今天还不还《水浒》？”我顺口答道：“你要看的话，我就不还了。”他应了一声。我走出家门好一阵子才想起来，五弟才是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呵！
还是五弟在读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次父亲下班从办公室带回来刚到的《中学生》杂志，上面刊登着数学家高斯小时候就能很快解答“1+2+3+……+97+98+99+100”这道计算题的短文，父亲就把这道题抄了下来，试问五弟会不会做？五弟想了一下，很快就列出了式子并得出答案：1+99、2+98、3+97、……49+51、50、100，共50个100，余50，得5050。令人惊奇的是，五弟的解答方法跟《中学生》杂志上少年高斯的解答方法并不相同！常言道，三岁看大八岁看老，这时五弟还不到八岁，果然，以后他就成了数学老师了。
五弟九岁的时候，一次他和大哥下象棋，我们几个在一旁观看，但都没有做声，眼看大哥不敌五弟，怕大哥耍赖，我们三弟兄都远离棋盘，做出不在意的样子。果然大哥眼看就要输了，忽然眼珠朝上一翻，四下把我们几个瞄了瞄，猛地双手一托，把棋盘掀翻了！五弟却依然坐着不动，那神态倒仿佛五弟是老大，大哥是老小似的。五弟在玩耍时也往往超然不群，大人们见到常说，这孩子长大后会与众不同。
1956年肃反时父亲被定为“历史反革命”；1957年反右时父亲又被定为右派；1958年5月父亲因历史反革命和右派被判刑10年。母亲以“同情”右派的丈夫为由被开除公职，虽经中央监察部三次撤销处分而被新疆拒绝执行。——我家遭灭顶之灾！于是，母亲带着年幼的四弟、五弟和小妹到西安投奔在陕西师大就读的大姐，大姐正江毅然中断了大学学业，参加工作来接济弟妹。母亲则给人洗被褥、卖冰棍支撑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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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父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逮捕判刑，我们弟兄姊妹成了名副其实的黑五类子女。当年我被当做能向组织靠拢争取进步的青年，而得以侥幸考入大学。仅隔两年，1960年夏季，更加强调教育要讲阶级路线，“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从此一律不准升学，当年三弟正湘在新疆高考名列第二，四弟正潭在西安中考成绩第一，——都不准升学。
1961年暑假，我做小工挣得百十元钱，买了一张往返内地的半价学生票，踏上探亲之旅，沿途到处都是要饭的、因饥饿逃荒的。
我在西安东郊韩森寨的一栋破旧平房的一间小出租屋里找到了家。房间只有十来平米，光线暗淡，除了两张床，一张桌子，没有别的家具。正在读初中的五弟和读小学的小妹放暑假在家，他俩面色青黄，骨瘦如柴，小小年纪却难得见到笑脸，可怜兮兮的样子。特别是，他们因家庭出身不好没能加入少先队，——这在当时对于孩子们来说，是最大的打击，最大的歧视！直到天黑很久了，身体单薄、更加消瘦的母亲和背着冰棍箱的四弟正潭才回到家里。原来活泼调皮笑口常开的四弟现在变得少年老成郁郁寡欢了。他去年才十五岁，在西安中考成绩第一却不准升学，只能卖冰棍谋生……
清早母亲就和四弟出门去批发冰棍了。早饭每人只是一个小杂粮馍就咸菜。居徒四壁，五弟和小妹菜色的脸上又总是一副忧戚的面容，气氛压抑。五弟带我到附近的文化馆打乒乓球。我在大学是单打第三名，却不是瘦小的五弟的对手。五弟还带我到半坡博物馆参观。——我始终没见他一丝笑容，苦难使他老成，他当时还不到十四岁呵。
一年后，全家被搬迁到华县Z村，只有四弟一个人算全劳力插队到农村，每天工分只值几角钱；母亲在老年组，工分值更少。五弟和小妹都在读中学，家里的贫穷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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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9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边城w县工作，由于家里一贫如洗的深刻印象，我每个月都按时给家里汇20元作为五弟和小妹上中学的伙食费（那时内地中学生的伙食费每人每月约10元，我的月工资是60元）。1967年11月，由于躲避武斗，我逃到乌市就给母亲写了信，告诉她我被迫逃亡就没有工资和粮票了，不能按月给家里汇钱了。接着，w县发生了震惊全疆的打死了十多个人的“12▪6”惨案，我们回w县更无望了。在乌市逃亡期间，我们给母校八一农学院的造反食堂帮厨以维持生活，坚持了半年，新疆两大派要大联合了，大家被迫各奔前程。我也只得离开母校到陕西家里去。
1968年5月初，我离开乌市先到武斗恐怖笼罩着的哈密看望三弟正湘，他在1960年不准上大学后分配到哈密农村当教员，他全身心投入对农村孩子的教育，受到一致好评，却因父亲是右派被打成“小黑帮”遭到残酷的迫害。
从新疆经甘肃到陕西沿途到处都是革命派戴着红袖章手持长矛大刀巡逻，牛鬼蛇神则排成行低头弯腰反举着手遭到批斗。到了西安就更加触目惊心：军用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排着长串在大街缓缓驶过，每辆汽车由十多名全副武装荷枪实弹的军人押着几个挂着黑牌子，被军人揪着头发、反拧着胳膊的人游街示众！经打听得知是，全国闻名的革命造反派“西铁联”的司机们为抗议遭到围攻迫害而举行罢工，影响到陇海铁路的畅通被中央点名批评後，头头们竟落得如此下场。
我到华县火车站正是清晨，刚下过雨，地面是湿漉漉的，车站四周也是冷冷清清的。我下了火车按照四弟画的路线图朝Z村走去，沿着乡村小道不一会儿就找到了还没来过的Z村的家。西安一别七年，弟妹们都长成大人了：个子都长高大了，脸上也都有了血色；不像1961年7月我在西安看到的脸色都是青黄色的。母亲依然那样瘦削，两鬓有了白发，腰也有些佝偻了。看到我的到来大家都感到非常惊讶，问我是怎样从火车站走过来的？我说，就是按照四弟以前画的路线图走来的呀。四弟说：“城里刚武斗过，不，应该说是刚打过仗更为确切！因为武斗队员都是些复转军人，歪戴着帽，倒背着枪，说动手，甩掉烟头就开枪的楞汉！仗刚打完，尸体还没收，就有人从死人身上抹手表脱尼龙袜了……”大家感叹唏嘘一番，赞叹我胆子大，运气好。
Z村家里的住处十分寒酸，比1961年我在西安韩森寨看到的家里的简陋的住房还差！一家五口住的仅仅是一间偏房，没有窗子，门也只是个门框，对着屋门安置着一张弟兄们睡的大床，屋的另一端则横向安置着一张床，是母亲和小妹睡的。两张床中间堆放了一些被褥衣物隔了一下。屋外搭了个棚子作厨房，安放着炉灶和一张吃饭的矮桌子，还有几条小板凳。我到家的时候正是吃早饭的时候。小妹把热好的以麸子为主的深棕色的馍馍端到小桌上，母亲从坛子里夹了些腌萝卜丝放在小盘里，早饭就准备好了。大家一边吃饭，一边谈华县两派武斗的情况。以麸子为主的馍馍吃起来口感还是挺新鲜的，只是数量太少，我没吃饱，大家显然也没吃饱。
吃过早饭，四弟、五弟和小妹都下地干活去了。母亲一边收拾房子一边跟我拉家常。她说，你大哥因“同情反动家庭”1962年被新疆D市“开除公职”后回来的，文革开始经常被批斗游街，他被迫四处流浪，不久前去了湖南老家。五弟和小妹从1966年就分别从高中和初中毕业了，可是现在还不算生产队的正式劳力，他们只是当队里有活儿干时临时挣工分。五弟还是县中文革的积极分子。全家只有四弟一人是生产队的全劳力，每天满勤出三响工，只能挣得五角钱。
母亲接着说，只有你大姐一家还比较安定，你姐夫1963年从西北党校下放到H县政府当办公室副主任，以后又调到某公社当副社长。你大姐也从西安某中学调到H县中学当老师。现在你姐夫是“走资派”靠边站了，回城来了。你大姐在县中也被当作“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挨批。他们都赋闲在家，都可以领到工资，算是“逍遥派”，他们的日子好过哟……我从北京回到陕西家里不久就进城去看望了大姐一家。
一天，生产队没有五弟干的活儿，五弟说，县里保派想要单方面成立‘革委会’，他打算到省里了解一下情况。他背上小挎包，自言自语地说：“我要到西安去一趟……你们都没有钱……好，算了，就这样，我走啦——”，我当时心里非常难受和内疚，因为应该是我拿出钱和粮票来的。五弟走后，母亲突然埋怨起来：“这些年我们的日子过得多苦谁过问啦！” 我知道母亲是因为我没有给五弟一些钱和粮票而生气。我心里想，我是在钱尽粮绝走投无路才回家的呀！就凭我四年来每个月都给家里汇20元钱的份上，母亲也不该如此责备我的。
过了几天，五弟若无其事地背着传单和材料回来了，只是脸色青黄，显得瘦了些。他身上既无钱又无粮票，这些日子真不知他是怎么过的。1966年高中毕业的时候，五弟正洲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门门全优。然而就在此时，中央决定“高考推迟半年”和“停课闹革命”，“文化大革命”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展开，升学和工作都没有着落了，五弟同许多青年学子一道义无反顾地投入“文化大革命”也已经两年了。他跟四弟是同一派的战友，患难与共亲密无间。就连母亲——自“反右”以来对政治运动一直抱有抵触情绪，——也从没对他们弟兄俩近乎狂热地投入“文化大革命”说过“不”字！
生产队若有五弟可干的活儿，他总是闷着头拼命地干。
五弟在县里附近活动的时候回家较晚，小妹给他留一锅汤面条，主要是汤多，凉了就像一锅稠面条，五弟饭量大，一小锅能全部吃掉。
跟五弟一派的“井冈山”战友们时常来家聚会，他们大多是些学生，都是些跟五弟一般气度不凡的年轻人。我当时就把自己的这个印象对母亲讲了，母亲也有同感。果然不错，在几年之后，也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全国首次恢复高考时，他们，也就是被称作“老三届”的优秀学子，大多跟五弟一样，终于考上了大学！
五弟有时也认认真真地唱歌，声音宏亮很动感情，当然，他唱的主要是为毛主席诗词谱写的歌曲。他还对我讲起西安两大派互相编歌讽刺对方的笑话：以交大李世英为首的一派讽刺对立的以“新军电”为首的另一派惯搞打砸枪，套用《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的曲子，改词为：“我们是‘新军电’的红卫兵/打砸枪数第一/……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交老总’/坚决打倒李世英！”而“新军电”则套用毛主席语录歌《为人民服务》的曲子，改词讽刺交大李世英一派出身不好的人较多：“我们的‘交老总’/和‘交老总’所领导的‘工总司’‘农总司’/是革命的大杂烩……”从上述西安两大派所编的讽刺对方的歌词也可见陕西跟新疆（乃至全国）两大派的基本组成和斗争矛头的指向大体是差不多的。我们弟兄不约而同都站在“革命造反派”一边，其中原因之一显然跟“血统论”的欺凌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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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6月的一天，母亲接到父亲刑满就业后从乌鲁木齐北戈壁农场写来的信。父亲被以“右派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判刑入狱已经整整十年了！想当年父亲的被捕入狱使我们全家遭灭顶之灾，十年刑期也似乎遥遥无期，如今父亲的刑期总算是熬到头了，而整个家庭却在文革风暴中陷入更加险恶的境地。
母亲去乌市看望父亲了，临走时对我说，家里粮食不多了，让我尽快找新疆赴京谈判代表。
Z村批斗牛鬼蛇神、两派斗殴依然常常发生。
一天清晨，听得村里有人咋咋呼呼的，我朝门外一看，只见十来个提着步枪的人快步奔跑着，小妹已走出门去，机灵地站到路旁看热闹的人群中去了。我也走出门来想看个究竟，刚一出门就被几个快步跑来的持枪大汉抓住了，不容分说就把我推推搡搡架到村口的一辆汽车旁，汽车上一个楞汉把步枪架在车厢板上，用枪口瞄准着我，左眼闭着右眼睁着作准备射击的姿态，枪管闪着冷冷的乌青的光，令人不寒而栗！——我平生第一次面对死神恐怖的眼睛，莫非我就糊里糊涂地死在这里！我脑海里闪过不久前这里发生的武斗、枪杀……一阵恐慌袭来，浑身冰凉。其他枪手们咋咋呼呼又进村了，村口就只剩下在汽车上这个对我作瞄准姿势的枪手，闪着乌青的光的枪管，木然呆立的我！四周一片寂静，真是死一样的寂静啊……
又是一阵咋呼和杂乱的脚步声，四弟也被几个持枪大汉押着走来，与抓我来不同的是，四弟单独走在路当中，押解他的人持枪走在路两边，还跟着些围观的群众。这些天因为天热，他和五弟是在村外麦场睡觉的。他穿着背心，披着那件小妹织的土布衬衫，脸色有些发白，走近汽车时，他刚强地拍拍胸脯用陕西话说：“有啥事找我，不关他的事，”用手指了指我，“他是我二哥，是在新疆工作的……”这时听得人群中有人说：“抓错了嘛，这是他在新疆工作的哥么——”
我被推到一边算是释放了。
随着一阵咋呼，五弟也被抓来了。他若有所思地独自走在空荡荡的路当中，不慌不忙慢慢走来，像个大人物似的。持枪的人拉开距离跟在路两旁，没有催促，也没有动粗。四弟、五弟上了汽车，十来个持枪汉子也蜂拥上了汽车，汽车一溜烟离村而去。
我急忙回来和小妹商量，决定先找大姐想办法，我匆匆忙忙朝大姐家跑去，怕四弟、五弟被抓去枪毙了，早就听说这里常发生这样的事。大姐听我讲完，立刻带我快步到一个大门大院的单位，大门口有群众组织的持枪岗哨，大姐对岗哨说了几句话就获准进去了。我站在门口等着。不一会儿，大姐出来对我说，四弟、五弟被安排干活儿呢，没关系的。我想没有生命危险就好。
大姐说，她虽然是“逍遥派”，可是她的学生哪一派都有，可以说上话的。果然，过了几天四弟被释放回家了。五弟却仍被扣留着。大姐说，原来是“临委会”用武力打跑了“筹委会”，想搞“大联合”成立“县革委会”，要五弟代表“井冈山”这一派签字。五弟则推说自己不是“井冈山”的头头不能签字；而“临委会”则认定五弟是“井冈山”的核心人物，只要他签了字就可成立“县革委会”了。——因为省里不承认一派掌权，于是“临委会”演出这一齣武力劫持人质的丑剧来。五弟不签字就被继续关押着。这样一来，他反倒有了可靠的吃饭的地方了。有一回我同大姐到县影剧院看文艺演出，五弟也到场了，与众不同的是，他还有“警卫员”跟着呢！五弟被关了十来天，始终推托不是“井冈山”的头头拒不签字，后来由大姐出面保释出来了，“县革委会”当时也就没能成立。五弟依然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投身于“文化大革命”，依然常常身无分文、又无粮票地去西安……
我在陕西家里呆了两个月几乎从没吃饱过肚子；新疆两大派谈判仍没结果，我的心情一直十分郁闷；再加上这次差点送命的遭遇；——我于是离开Z村的家去北京找“三新”谈判代表，在钱尽粮绝的境况下又蒙冤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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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1月，我入狱三年多以后，由于偶然的机遇，母亲找到了在乌市北戈壁劳改农场服刑的我——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新疆有几十个劳改农场，我和父亲恰恰在同一个劳改农场服刑！母亲含着泪问我怎么到这里来了？为什么不告诉家里？……接着讲述了1968年10月3日三弟正湘在哈密一小排练节目庆祝革委会成立，遭到暴徒从对面粮食局用迫击炮吊炸药包的袭击而遇难的经过。……
我对母亲说，我没有犯法，是被冤枉的，我相信通过上诉可以获释，所以一直没告诉家里。此后，全家通力为我打官司，在文革形势极度混乱的情况下、在家庭极度贫穷的情况下，母亲、五弟多次到新疆、北京上访。
1972年9月五弟到新疆W县上访之前，来到乌市北戈壁劳改农场看望我。我那时已是一名“自由劳改犯”了，在机耕队搞维修工作。我接到通知来到大院高墙外的管教李干事的办公室门口，五弟穿着一身旧的蓝色制服背着小挎包站在那里，肩宽背阔，偏分头发略带自卷，浓眉大眼，直鼻方腮，——竟极像三弟。我们交谈之后，我就报告李干事回机耕队去，五弟跟李干事又交谈了一会儿，大步朝我走来，仔细询问我案件的症结所在，五弟能抓紧机会毫不含糊地跟我“串供”，说明他懂得打官司的一些潜规则，这也是五弟聪明过人之处。我身陷囹圄四年多了，对法制观念有了一些认识，可是却比五弟相差甚远。
五弟后来回忆说，那年他到W县上访，从州城到W县中途在S公社停车就餐，那家公社食堂免费给旅客供应热面汤，是我遇到的最好的一家食堂，我要了一大缸热面汤，泡上自己带的干馍馍和咸菜，美美地吃了一顿！——由此可见，在那贫穷的岁月，五弟和母亲为我打官司，多次长途奔波上访，为了节约每一分钱，是多么的艰难和辛酸呀！
1973年12月初，五弟从陕西家里起程去北京上访。前面已经讲过，五弟自1966年高中毕业后就在农村接受再教育；四弟则在60年代初就下乡插队当农民了。也就是说他们在农村干活挣工分，每天的工分值只有五角钱左右，经济十分拮据，哪里有钱买车票去北京？五弟只有依旧采用买短途票混上车再说的办法，没过几站就被列车员查出来了。列车员把五弟带到列车长办公室。五弟对列车长说，我是为冤案上访的，哪里有钱买票？这列车长并没有赶五弟下车，而是叫他在办公室等着，一直到了郑州车站，列车长还给五弟指明去省政府信访办的路才叫他下车，——列车长认为五弟是到省政府上访的，令五弟感动不已，深深地向列车长道了谢。也可见那年月冤、假、错案太多，主持正义的、善良的人也还大有人在呵。在郑州下了车，五弟又买了去北京的短途火车票……
到了北京，在最高人民法院门口，五弟看到一位老者跪在路边，膝下铺着一张状纸，百十来个中楷毛笔字，开门见山，说明亲人遇害的经过，言简意骇，扣人心弦，路人莫不为之动容！——这就是中国老百姓的告地状。五弟以后经常以此为范例，说明写状子的要领。
由于我在当时“一打三反”运动的高压下依然坚持上诉，母亲、五弟多次到新疆、北京上访，我的冤案在1975年初就得到了平反！——那时“四人帮”还横行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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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五弟和母亲在极艰难的条件下，为家庭的冤案翻案奋起打官司而四处奔波，终于取得全部平反冤案的胜利，使我们家庭重见天日。
因为父亲的右派改正问题，五弟到乌市找到自治区外贸局领导，该领导说，我们查了档案，你父在反右中没有言论问题，《右派改正的结论》是：“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和意见，在观点上是错误的，但不足以划为右派。”五弟当即反问道：既然没有言论问题，怎么“观点上是错误的”呢？那领导当场改为：“在座谈会上的发言主要是对领导提意见，不应划为右派。”
前面讲了，母亲以“同情”右派的丈夫为由被开除公职，虽经中央监察部三次撤销处分而被新疆拒绝执行。1970年代后期五弟几次到乌市找新疆外贸局和新疆畜产公司，怎奈原领导马维华局长和王子纪经理都在文革中遭群众批斗身亡，现领导互相推诿。于是，1979年五弟到北京找到中国畜产总公司，接待的林云帆处长看到我母的书面申诉，说道：时至今日，还没作处理，实在太不应该。——原来她就是二十年前该案的办案人之一。她当即跟中监部协同拟就给新疆畜产公司的文件。于是，我母得以顺利平反并办理退休手续。
至于父亲的“历史反革命”平反问题，五弟找了新疆的有关部门，接待人互相推脱不予处理。1979年五弟到北京顺道找到了秦德君女士，她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在文革中又经历了八年牢狱之灾，依然精神矍铄、温文儒雅。
秦德君女士看了我父母的书面申诉，对我五弟说：怎么是这样？你的父母为什么不早来找我？
秦德君女士出具了证明。全国政协、民革中央给新疆有关部门发了函。——于是，我的父母办了离休手续。
大哥正海的冤案也很离奇，1962年他莫名其妙地被新疆D市以“坚持反动家庭立场”为由开除公职。粉碎四人帮以后各地都成立了落实政策办公室，大哥正海向自治区落办、D市落办申诉多年竟无实质性的进展。五弟正洲千里迢迢来到D市，找到落办负责人，单刀直入要看看当年的处理决定。那负责人也找来了档案，从中取出了当年的定案文件，五弟一看，那文件只有几十个字：“程正海坚持反动家庭的立场，在其祖母去世后，竟然大哭说，这回我们程家完了。”——五弟正洲对该负责人说，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祖母现在都还还健在呢。该负责人对这个文件也很惊讶。结局自然是彻底平反，大哥回原单位任教。
三弟正湘文革期间在哈密遇难是我们全家永远的痛。五弟也多次到哈密上访，找到各级领导，要求追查凶手并缉拿归案；要求归还文革初期被查抄的程正湘的八本日记。
——由此可见，我们弟兄们命运如此多舛，诚如遇罗克所说，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是先天的“罪人”，随时可能被打入另册挨批斗，甚至死于非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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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初，我得到平反回到W县农机厂（原县拖拉机站）任技术员。同时政府给我补发了工资，共六千多元，其中五千多元我都交给了来W县的母亲（一千元用于我结婚成家）。
1977年春，五弟请假来新疆W县看望生病的母亲，他这时在华县某公社当临干。1970年代初实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尽管五弟高中毕业的学习成绩全优，是有名的尖子生，可是总无法通过公社生产大队的政审关。甚至大姐正江托在大学的同学借五弟有绘画的特长搞特招，也过不了公社生产大队的政审关。1976年，已经复职的姐夫郭尚勇向某公社书记推荐五弟，五弟才当上临干，任某公社的文书。
五弟来W县没呆几天就返回陕西上班了，可是正谈得火热的女友却离他而去了。原来，他请假去新疆后，有人又炒作他的“家庭出身问题”，以至于那位模样俊俏的姑娘、也曾是大姐的高中学生望而却步了。——这对五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不久，又有人介绍了一个好姑娘，五弟就在1977年8月结婚成家了。过了两个月，中央通知全国恢复高考，可是公社工作忙，直到11月11日，他才抽出空来复习功课，在一个月内，复习了十九本课本。五弟终于参加了文革以来的首次高考，他觉得考得还不错，可是等到发榜了，录取通知书发的差不多了，怎么还没音讯呢？他对大姐正江说了这件事。大姐立即到县文教局查询，才知道五弟正洲的高考成绩在华县一千多名考生中名列第五，却因为政审（家庭出身问题、文革时是一派学生头头等）被搁置了。五弟找到省招生办，答复是现在本科都录取完了，只剩下专科了，某师院的化学系和数学系还有名额。五弟认为必须抓住这个学习机会，怕以后夜长梦多，当即填报了某师院数学系。——在蹉跎了十一年之后，五弟终于走进了大学殿堂！
后来大姐说，那位听信谗言终止了与五弟恋爱的姑娘，得知五弟考上了大学，后悔得大哭了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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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初的一天，母亲对我说，这些年你每个月给的25元生活费，以后就不用给了。因为你五弟上大学，弟媳当民办教师每个月才15元工资，他们的孩子又小，所以我每个月给他们一些补贴。现在你五弟大学毕业工作了，你就不用再给我钱了。
那些年我和妻子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00元，每个月按时给母亲25元生活费。
1980年前后，大哥正海回新疆任教；四弟正潭下乡当了近二十年的农民也回城当了工人（后来当上了县建筑公司经理和工程师）；小妹（后来当上了副县级干部）回新疆接母亲的班到外贸局工作。——我家彻底走出反右、文革的泥淖。
1985年7月，父亲享受离退休干部赴内地疗养、我携妻儿到内地旅游，相约来到华县Z村。这时的程家住房已是砖混结构的高大房屋，而不再是六七十年代那间没有窗子的偏房了。此时，四弟正潭已是华县建筑公司副经理，五弟则是华县某中学的教导主任。程家祖孙三代难得在反右之后的落难之地——华县Z村团聚，从此告别过去，走向未来。
1985年8月，五弟为照顾年迈的父母，决定离开华县某中去乌鲁木齐(校领导曾拟提拔他当副校长来挽留他),到乌市后立即被第23中聘为高中数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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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弟正洲自1980年代初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倾尽全力投入教育工作，多次被评为模范教师。1992年在乌市第23中取得中学高级教师职称(当年老三届同学在乌市仅有三人获次殊荣)。同年，他带队的乌市第23中学生代表队参加省级高中数学联赛（五项奥赛之一），有3人获奖，这是该校前所未有的，也是乌市除一中外极少见的。并且，他当过班主任的班级高考录取率都特别高，也传为佳话。
同时，五弟正洲还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学习方法耐心地对后辈们言传身教，使他们终生受益。
1997年五弟之子尊平在乌鲁木齐一中毕业，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计算机系；在读完本科后又读硕士研究生；之后又考入都柏林大学读博；后来在美国硅谷工作。
五弟正洲退休后从事高考备考及志愿填报指导工作，被誉为“高考志愿填报第一人”。
2019年11月完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