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道行先生，是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他以74岁高龄，集43年身处三峡背景下的人生经历和知识积累，抱病先后完成了写作心理学的“三探”，即《写作心理探索》、《写作心理探微》和《文心探珠》，以及本书《我看香草美人》。他在“三探”的写作中，常常以屈原的作品为蓝本或论证对象；而在《我看香草美人》一书中，研究并还原一个真实而丰满、复杂而简单、由神到人的屈原，已经成为金先生晚年的全部精神寄托和学术追求。
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有幸通过现代媒介认识了金先生，并且很快获得了他馈赠的几本书。他在便笺上述说：“《我看香草美人》是我以最后的心血写的一本书。……我的目的是想将神化的屈原还原为一个人间的屈原，并以‘精神分析’（弗洛伊德首创）的新视觉对屈原与楚辞作出全新的解读。”中国屈原学会名誉会长赵逵夫先生认为，该书“从新的角度研究屈原，多所创获，至少可以引起新的思考”。
笔者在此斗胆班门弄斧，以现代人的视角解读、分析、破译和审视该书的学术价值与历史影响，以求教于屈原文化研究的方家或专家，共同为我国历史传统文化研究的繁荣和进步献出绵薄之力。
一、文本的解读创新与学术价值
《我看香草美人》一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是以文艺随笔的形式写出的学术专著。它从七个方面分别走进或开拓着屈原的精神领域和人格高地：读出一个人间屈原、屈原全集意译、我看香草美人、我听下里巴人、读屈十五小品、附录和后记等。30余万字的解读，作者结合自己30余年的“阅读史”体验，深入文本“内核”，剖析屈原作品中的精神密码和情绪症候，在梳理中反思，在求证中质疑，在否定中创新，在对话中求索，因而读出了一部打破两千年“屈学”模式与局限的书！
解读创新，可以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去进行，这需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证明，需要阅历的积累、知识的丰厚、才华的沉淀和思维的开放。作者从十几岁开始阅读屈原的作品，又在三峡地区工作了40余年，因此，在这种文化土壤和时代背景的滋养熏陶下，作者的屈原情结就一点一点地淤积、膨胀、丰厚、释放出来，并且以其专著的心血成果凝聚成为一种对文化先贤的礼赞、敬仰、崇尚和讴歌！
他自己曾经归纳了本书的九大新思路——
第一次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屈原；
写法以“读”切入，全书不是考据，是按精神分析方法的“阅读史”；
挖掘屈原的人格矛盾、精神痛苦、婚恋失败和人生悲剧，从而把屈原由神还原为人；重新厘定屈原的全部作品24篇，并按写作先后重新排定次序；
对屈原作品全部重新意译，以便融入精神分析的成果；
从屈原作品中摘取相关他的身世的诗句，构成完整的《屈原自传》；
小品以“说开去”增强可读性、启发性；
把对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追溯到巴楚精神血脉中去，即找到屈原和他的作品的下里巴人的精神之源；
把屈原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从精神分析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形成和积淀的集体无意识，以拓展屈原研究的精神价值。
十大新观点——
屈原的人生悲剧应包括他的家破情亡：他的恋爱婚姻都是失败的，他的爱妻女嬃是一个娇柔的悍妇；
屈原的人格核心是自恋。他的一生充满人格矛盾：自恋与君恋永不协调，他也永不安宁；
屈原的死是人格矛盾和冲突的结果。屈原成了中国知识分子最痛苦的灵魂。他的死是精神的虐杀，是“被自杀”；
在中国第一个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屈原也是争鸣的一家。他的思想核心是“美”：由“外美——内美——美政——美人——美”构成的思想体系。屈原是殉美而死的；
屈原的“美政”是他的美的理想的政治化。可惜他的诗人气质太盛，而且寄托于楚王一身。“美政”成了失败的乌托邦；
香草是“美”的思想的意象化，“美人”是“美”的理想的人格化。香草美人构成屈原作品的“美”的象征体系。屈原的“美”虽然失败了，但是，他把痛苦的灵魂写成了诗，他却成功了。他是中国和世界的第一个抒情诗人；
《橘颂》是屈原在兰台宫学成而行弱冠之礼的“毕业诗”，表现了最初的爱美之心。橘颂就是美颂。《天问》是在兰台宫时期读书写作的思想突围。他怀疑一切，实质是狂热追求“美”；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所说的上官大夫“夺稿”，夺的不是“宪令”，而是《离骚》诗稿。由此导致了一场“《离骚》诗祸”。“《离骚》诗祸”首开了以文字思想治罪的先例，是中国文人的第一大冤假错案；
屈原有巴楚“两种血统”，他从小深受下里巴人的影响，由他创立的“楚辞”不能抹去巴风的胎记；
下里巴人铺张扬厉的文风，楚文化雍容开放的气度，又时逢百家争鸣的文化机遇，楚辞就诞生了。楚辞是龙凤虎共舞。楚辞确切地说应该是“巴楚辞”。
从以上引述的内容创新来看，笔者以为该书作者是以“走进”的姿态——阅读鉴赏来解读屈原及其作品的。“走进”不是“走近”，虽然一字之差，却是有着本质区别的：后者只是一种身体的靠近，一种外形的接近，一种隔岸观花的朦胧，一种似是而非的猜测；而前者却是一种零距离的接触，一种心灵的契合，一种情感的接纳，一种还原真相揭示真义的尝试，一种解读原著的别样方式。
另外，作者采用的精神分析方法也是他走进屈原及其作品的重要手段。弗洛伊德和荣格的精神分析法和人格结构理论，对作者的质疑和求新意识的建立，对作者观点的求证和确立，对作者深入屈原作品的内核，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引导和指导作用。
从作者专著的学术价值来看，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以屈原作品为依据，以屈原精神史为线索，以精神分析法为手段，以地域文化为背景，将一个神坛上的屈原还原为一个有血有肉、有爱有恨、圆形的、个性的、身上佩着香草脸上挂着眼泪的人。他不是活在读者心中的一个完美无缺的圣人，也不是一个虚无缥缈的精神领袖。他也有人格弱点和缺陷，也是经常在现实与理想、自恋与忠君的困境中苦闷、徘徊、彷徨、纠结、孤寂、激愤和绝望的人。他的情感生活是失败而令人怀念的，其爱情与婚姻的痛苦在他的作品中留下了许多悲情凄怆的呐喊与记忆。
矫正和颠覆了一些历史上对于屈原及其作品的误判、误读或误解的观点。
——“爱国诗人”之说，作者认为，“他是忠于具体的王，而不是忠于概念的国；是爱王，而不是爱国”。屈原的心灵缠绕着挥之不去的“忠君情结”，也就是弗洛伊德论述的“崇父情结”。他对楚国的“爱”，其心理指向也是在于“恐皇舆之败绩”。
——屈原彻底失宠、且被放逐的原因是“《离骚》诗祸”，而不是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谊列传》中所说的上官大夫夺“宪令”而使“王怒而疏屈平”。这种夺稿风波，从屈原当时的处境和精神状态来看，只能是屈原献上《离骚》诗稿时所发生的。
——按照诗人的情感逻辑，作者重新认定了作品的写作顺序，而与王逸等人的编排判然有别。作者把24篇作品划分为两个时期，认为“《离骚》诗祸”是屈原创作的分水岭。前半部分是屈原作为文学侍臣时的宫廷颂歌，后半部分则是屈原被放逐后的悲悯呐喊。
——《橘颂》是屈原表达其自恋和少年意气的毕业诗；《天问》的核心是以172个“问”的方式提出了他的“美”的思想体系。
——屈原的死亡情结或自沉，是他的精神皈依的惩罚，是精神解脱的压抑，是精神极乐的痛苦；他是中国最早的政治迫害狂，是一个强迫性神经病人的化身。
——屈原为什么只是钟情于“香草美人”，而不是写出“香花美女”呢？一般人认为那是一种比喻或隐喻，其实，屈原作品中的44种香草和恶草、以及美人和坏女人的描述，只是一种整体性的图腾崇拜物，是其作品的象征系统。拆开了而去穷究其个别的比喻之义，是不能抵达屈原的心灵深处的。
将屈原的人格悲剧和精神困惑，拓展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情感宿命或精神渊源。这种由个体上升为整体的考察、探究和追问，为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特色增添了些许厚重感和纵深感。
二、精神分析下的历史文人形象
精神分析法，是从对象的“症候”出发，到达无意识领域，进行心灵的探究。症候是人的反常表现，如强迫性重复、妄想等。“症候起源于潜意识的精神历程”，“因此，症候就是一种代替物”。弗洛伊德把人格深入到无意识里分析，认为最底层的是“本我”，是最原始最核心的人格；最上层的是“超我”，即人格的道德部分，也就是社会容纳的层面；而无意识的中间部分叫做“自我”，其任务是在“本我”与“超我”中间进行调节，使原始的甚至不能见人的“本我”能够为社会可以接受。
作者以屈原作品本身提供的精神资源为对象，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方法，对屈原的精神血脉、心理现象和人格构成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解读、猜测、分析、还原的工作，从而为我们描述或再现了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立体丰满的人间屈原形象。
屈原是一位历史文化的名人。1953年在赫尔辛基颁布的四位世界文化名人除了中国的屈原外，还有波兰的天文学家、日心说创始人哥白尼；法国作家佛朗索瓦·拉伯雷；古巴作家和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何塞·马蒂；并且同时发行了他们的肖像邮票。笔者以为，其名人身份主要在于他的文化贡献，或者说是他的诗人气质以及诗人的痛苦灵魂感染并征服了世界文化界。屈原作为一个中国文化大使的形象，作为中国文化的一张名片，能够跻身于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不仅仅只是他的楚辞系列的骚体创造和其浪漫主义的诗风成就及其影响，更主要的是诗歌内容中所表达出来的一个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和精神症候，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和情感共鸣。他以诗歌为武器，以情感为弹药，以世俗为敌人，以神话为酒杯浇灌自己心中的块垒，在自己的精神领域竖起一根高傲孤独而又亮丽坚韧的人格旌旗。情感把他燃烧成了诗人。愤怒出诗人。当权势、功名、利禄和爱统统远离他时，痛苦与愤懑造成的心理体验化为诗人的巨大财富。“他的全部辞赋，都是生本能与死本能相互对立的情感迸发与宣泄；尤其是反复抒发自杀中的犹豫与延宕，更袒露了灵魂的拷问与搏斗”（作者语p94）。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现实中的失败，成全和保证了屈原成为一位伟大的诗人”（冯川语）。他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这一个”，具有不可复制和仿造的艺术特征和审美境界。“屈原是中国诗歌的哈姆雷特”（作者语p93）。这种文化符号或象征的文人形象，是中华文明延绵数千年的胜利，是中华文化的生命力所在，是中国文人作为历史的见证者、改变者、记录者的证明。
屈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伟人。伟人的特质，应该是成就、才华、精神、意志、人格和影响的集合体。而人格一般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是人的行为模式的心理逻辑，是个性的本质，是隐秘的自我。伟人不是完美无缺的神人或圣人，他也是一个人世间的普通凡人，或者说是一个芸芸众生中的优秀者和杰出者。因此，伟人的人格中也会呈现一些正常人必然会出现的矛盾、冲突、妄想和神经质般的紊乱错像。屈原的失败和悲剧的人格原因，“在屈原身上突出地表现为双重人格冲突：无意识层面的“死亡情结”与“恋君情结”的冲突；追求“内美”的本我与应对现实的人格面具的冲突”（作者语p92）。这种人格分裂或紊乱，是与他所生活的时代和所处的地位分不开的，其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和痛苦，主要表现在他的自恋——自卑——自虐的人格曲线或人生轨迹上。他的原始自恋和挫折自恋，在于他宫中担任左徒和三闾大夫的自傲自赏自赞上，以及他两次被放逐后的幻想、臆想和理想上。他的精神突围的焦虑和人格矛盾的痛苦，在于“他自恋而又自卑，自傲而又孤独，怨愤而又脆弱，决绝而又犹豫。”而自恋则是“他的人格主体和核心”（作者语p104）。他把自己的一切毫无保留地袒露于诗歌的原野上，任其成长为一片意象的丛林，让生命的质感、人格的烙印和情感的隐秘浇筑成为一座永生的诗歌丰碑。这种真实生命的形象雕塑，是他的心血与诗歌的融合，是他的灵魂与时代的嫁接，也是为后人树立的一个无形而有神韵、遥远而有温度的祭奠之祠庙。这样，一个孤独而又高贵的灵魂在历史的天空里回荡着、眺望着、期盼着——让诗歌在知音中相遇，让魂灵在传承中永生！
屈原是一个时代的骄子和文学的巨人。二千三百多年过去了，一个巨人的影子仍然在中国文化的土壤里生长着，并且依然释放出文学的芬芳和人格的光芒；在现代社会的时空里，一个巨人的足音仍然发出震惊世俗的呐喊，在世界文坛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巨人的魅力与魔力永远是它存在和穿越的证明。这是中国文化的骄傲与自豪。如屈原的死亡和婚恋之谜，自古以来就是莫衷一是；香草美人之喻，也是众说纷纭；他的身份和籍贯之考证，更是引起更多猜测；他的恋君情结和“爱国诗人”之桂冠的质疑，已经在其作品中找到了部分原始依据和否定的论点；《九歌》、《九章》和《离骚》的写作背景及其内容分析，也是各据其辞，探讨热烈；他的求美情结以及“外美——内美——美政——美人——美”的思想体系，构成了屈原的理想和判断人生价值的的最高原则，也是可以和孔孟的“仁”、“义”等诸子百家的观念相提并论的。从司马迁、王逸、班固、朱熹的最早评传注解作序，到郭沫若、游国恩、马茂元、魏炯若、林云铭、林庚、洪兴祖、闻一多、陆侃如、冯元君、苏雪林、姜亮夫、褚斌杰、汤炳正、熊良智、冯川、曹大中、李孟潮、孙次舟、张国光、柏杨、赵逵夫等历代文人学者的解读论述，学者们在屈原诗歌的富矿里挖掘、开采、甄别和淘洗，旁征博引，呕心沥血，见仁见智，硕果累累，为屈原诗歌的尊严和底蕴的揭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大中小学课本和教材上的屈原作品选读，为巨人的精神与品质、文学与人格的传承书写了新的篇章。无疑，金道行先生的《我看香草美人》这本专著，为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屈原及其作品提供了一个新的范本、新的视野、新的观照。
综上所述，屈原的文学形象是一个丰满而立体的“人”：他是一位浪漫主义的抒情诗人，也是一个为“美“的理想而献身的思想家；他是一个自恋情结、恋君情结和求美情结融为一体的政治家，也是一个以自卑自虐的方式完成自身人格塑造的悲剧文人。
三、对屈原式的知识分子人格悲剧的揭示及其意义思考
作者在专著中对于屈原的人格悲剧进行了大量而有效的分析探讨与实证研究：从弗洛伊德荣格的理论验证，到屈原作品中的文本分析；从其生活的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到其个性本质诗人气质的张扬；从儒道墨法诸子百家学说的类比分析，到历代文人墨客受其影响的例证解剖，都是对我们现实生活和文人自身人格的一种反照、反思和反省，因而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指导意义——以屈原为镜子，可以审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及其定位。
屈原式的知识分子人格结构或悲剧，大体上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自恋与恋君的矛盾。这里的自恋，应该理解为一种孤芳自赏的清高，一种文人相轻的高傲，一种不合世俗的孤独，一种难觅知音的寂寥，一种表现自我的焦虑，一种精神自虐的怅惘。“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这是司马迁假借屈原之口说出的一种心理状态。作者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才华横溢，也有经世治国建功立业的抱负，但是大多是没有健全成熟的人格，以致经常出现自我错位而昙花一现（p9）。不管是封建文人或是现代知识分子，在自己的理想和雄心壮志不能付诸有效的践行时，除了陷入自我陶醉（书写诗文）、自我麻木（做逍遥隐士）、自我虐待（痛苦绝望）外，大概就是寄托或幻想于开明君主（或自己的顶头上司）的恩赐和仁政上。其实，忠君也是为了“被爱”，为了通过君主的重用和提携而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将个人的命运和前途系于一个人的权势和恩怨上，或者顺从、适应、接受社会的“潜规则”，也是一种恋君情结的间接反映吧。殊不知，任何人治社会或者动乱年代，知识分子的洁身自好与实现人生价值，几乎都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自慰，除非民主法治社会制度的确立与健全。
出世与入世的选择。“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历来是文人处世的最佳选择。可惜的是，能够做到这种境界的凤毛麟角，更多的人是“达”不能兼济天下，“穷”却不能独善其身。换句话说，在得志或失意时很少能够做到这样，是有其人格原因的。在入世的过程中，文人一般都是缺少一种“人格面具”，即“人在公众场所展现的面具或者外观”。“为了生存，它甚至可以使我们与那些我们讨厌的人也能以一种友好的方式和睦相处。”这样，“为数众多的人过着双重生活”（荣格语）。屈原就是一个典型，他缺乏人格面具，是由于混淆了“本我”与“超我”的缘故，从而常常以本我的面貌直接面世。他的这种人格悲剧，说的好听一点，是一种执著和坚韧，说的不客气一点，就是固执和迂腐，是一种文人气质的负面反映。之后的陶渊明成为一代代“出世”文人的典型代表，诗圣杜甫成为政治上的失败者和艺术上的成功者，白居易的前期诗歌中所反映的积极入世针砭现实的精神与后期的闲适遁世的消极心理的矛盾，以及历代文人所形成的一种游离于出世和入世之间的思维定势，都是一种和屈原的人格精神与基因密码一脉相承的选择。其实，“人格面具”是作为一个“自我”之人的基本包装或定位，也是一个人能够被社会和世俗接纳并且在生存中求发展的一张“通行证”。俗话说，适者生存，优胜劣汰，大概就是这个道理吧。只有少数文化精英才会死抱住这张“面具”为自己书写着一篇篇流芳百世的“墓志铭”。
人生观与生死关的纠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这句名言一直成为我们现代人追求理想的座右铭。我在中小学时，曾经把它工工整整地抄写在笔记本上吟咏再三，在写作时也常常引用。但是，在理解“求索”什么东西时，我们却把它当作“政治寄托”的一种隐喻而偏离了本义。自古以来，有人说是求贤人、求贤君、求楚王和贵族、求知我者、求知音、求救国之路、求理想中的人、求心爱的姑娘等等，作者在文本中已经作出了符合屈原文意的解说：从屈原的整体思想考察，这显然是有所象征的，应该看作是执著地追求美的理想，简言之，“求索”就是求美（作者语p132）。从屈原的颂美（《橘颂》）、寻美（《天问》）、求美（《离骚》）和失美（《抽思》）的诗歌写作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知识分子人生追求中的心路历程：不甘平庸而又困惑不已，不愿沉沦而又壮心不已。于是，当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不能得到调解时，死亡情结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尽管这个情结在屈原身上经历了30多年的酝酿、堆积、膨胀和迸发）。当然，“出世”归隐比自虐般的自杀还是要好的多，但是，许多知识分子却把社会的理想、人生的信仰、个人的尊严和人格的不可调和看得高于一切，往往以生命的消逝（包括自杀和被杀两种情况）作为个人的无声的人生观的宣言。比如屈原以及中国文革时期的老舍、张志新、遇罗克等人，他们作为时代和信仰的牺牲品，在令人怀念、敬仰和赞颂的同时，却也有几分同情、惋惜和苛责的理由。
作者的《我看香草美人》专著，对于总结、认识、评价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人格结构和人格矛盾，是有其个案分析和标本借鉴作用的。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和灵魂深处，总是在清醒与糊涂、孤寂之中煎熬，在希望与失望、绝望之间徘徊，在自恋、忠君和超我的选择中挣扎，并在其人格烙印上总会打上时代、制度、社会、环境和性格的胎记。但愿我们每个人的精神领域里能够绽放出屈原般的诗性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