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炷香点燃了虔诚和缅怀，
一炷香氤氲着心房和思绪，
又一炷香熏染成宏大的历史叙事……
此刻，笔者正置身于作者的“三炷香”中，主动而欣慰地接受着、感受着、触摸着、体验着、沐浴着、同化着、幻觉着：缕缕书香一点点地升腾着、飞旋着、弥漫着，它们化为精魂缠绕着我的五官、轻吻着我的体肤。于是，如饮醇酒韵味绵长，香气扑鼻七窍顿开；似临天池心旷神怡，冯虚御风羽化登仙……
三炷香，是一种寻根文化的隐喻和隐语，是一种历史走向的探索与追问，是一种宗族文明的祭祀和崇拜。这三炷香，从其文本来看，祭拜的对象是人祖伏羲、陈姓始祖陈胡公妫满和“开漳圣王”陈元光。其实，笔者以为，这些香烛一烛是先祖的心灯，一炷是今人的祈愿，一炷是后人的禅机。它们是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历史长河中架设的三座航标灯。
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面对人类自身终极的哲学天问，作者担负起破译这个密码的历史责任和时代使命，并且被中国作协确定为2010年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他以3年时间的行走、寻踪和追溯，以陈氏家族的血脉根脉的源起、流变、迁移和衍生的考察、拷问，以历史资料和现场解说的两个“在场”的还原和诠释，以5卷24个专题45万字的长篇散文的历史叙事，较好地回答了这一千古询问。当然，从文本意义上看，这是一本“陈姓氏族志”，但是，从史料价值上看，更是一部“民族迁徙史”。其目的在于，“以期探寻中国人氏族、宗族、家族、民族血脉渊源和文化传承，再现历史的行色和山水的景象，并注入现实深度的生命觉察和文化思考”（P395）。
一、历史行色的考察方略与地域选择
行走与考察，是作者获取第一手研究资料的主要方式和方法，是听从历史呼唤先祖暗示的一种内心预约和计划，是社会学者和文学书写者的双重责任担当和文化自觉，也是身体锤炼意志磨砺情感升华的一种独特演习。作者或结伴而行或独自前往，在旅行的过程和阅历中，他不是走马观花的消遣与休闲，也不是满足于自然和人文景观的好奇与愉悦，而是以一种地缘血缘关系的嵌入、实证经验的辨析和感性直觉的触摸，为他的叙述文本增添了关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考古学、民俗学、建筑学、文化学、宗教神话民间传说和客家学等方面的知识与内容。因此，他的考察，就不是一次我们惯常见到的那种简单的游记散文了，也不是一次单纯的理论立据求证的历史考察报告，而是一次深入人类学新的框架结构的探索与征服，一次解读华夏民族的社会结构、伦理秩序、价值体系、文化理想、宗族维系、祖灵崇拜的奥秘的文学书写的试验与突破。
作者的考察，是一种历史的回溯，因而必须与先祖的遗迹和历史资料对话，必须与几乎被时光掩埋泯灭的千年民间传说和宗教神话对话，穿越地域和时空，到达未知和尽头。因此，他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情感和心理准备的。他从家乡出发时，没有人为他致词壮行，也没有人为他祝福祷告；他将目光和心灵已经交给了远方的召唤。他上路了，以汽车和火车的现代交通工具，以手机和电话的通联方式，以老乡的异地缘分和文友的大力协助：行色匆匆而步履坚定，风尘仆仆而情感丰沛。他肩负着中国第五大姓八千万陈氏宗族的信任、希望和寄托，他代表着陈氏宗族子孙的心愿、厚望和理想，为他的信仰和承诺注定要付出一腔心血和万般情致的。
他的足迹是从家乡河南固始的原点开始的。他历经河南、安徽、江西、广东、福建等地，从淮河流域到长江水系，从珠江三角洲到东南沿海，通过对中原人历史南迁及其陈姓宗族的血脉寻根和精神重述，“来完成每个人——所有人——对生命自我的身份审视、考问和认定。”（墨白语）
他首先是对豫皖交界的地理行走与文化指认。他从淮河的起源地生发开去，对黄帝故里、三国博物馆、均瓷博物馆、鄢陵花都、郑韩故城遗址、欧阳修陵园、小商桥和许慎墓等的领略，对老子故里和陈氏祖庭的叩拜，对李家花园和周家口的盛衰演变的求证，以及对家族父母身世和个人成长经历的穿插回忆，都是那么鲜亮而新奇、丰富而生动、深沉而质朴。匆匆而过的风景，以及情随景迁的心情和思绪，使他充满了对生命本源的礼赞和精神延展的期待。“我们在丈量我们自己的历史，更丈量我们在历史中的心情”（P63）。比如，面对李氏庄园的早期经典徽派建筑，他认为，“这是一处百年风云际会不可忽略的地方符号和实物图解。它是我们很多人挥之不去的生活记忆。……李家圩子的流水一次次就那样无声漫过我们的脚背，漫过了我们的心灵，润泽了我们遥远而逼近的渴望”（P27）。
其次，他在长途跋涉中的第二个领域是广东。按照作者的说法，他是“在虚拟的故乡认领丢失的身份”：他寻找历史上中原人南迁的足迹和踪影，走过韶关、深圳、惠州、广州以及相关的胜迹、遗存、宗祠、寺庙、小镇、港口、街巷、村落和民居，走访那些学者、专家、知情者和普通人。他在具体物象和抽象血脉的触摸和感觉、辨认与聆听中体味着一个词的含义：“除了出生地，一个人有很多故乡，既有地理意义上的，也有精神意义上的。……久而久之，故乡，仅仅成了纯粹精神的虚拟和象征，心灵的神往和记挂，一个空洞的渴望的空间，梦想的一部分，一个能够找到‘自己’的身份地和乌托邦”（P116）。他还在曾祥委教授的“田野视角”的人类学、民俗学和客家学研究中，获取了一种新的理论方法和指导理念，因而也就在教授的激情阐释和深情描述中愉快地享受了他的知性之光和理性之美。
关于陈氏书院的广州之造访，作者似乎情有独钟偏爱有加。他以两章20小节36页的篇幅，浓墨重彩地进行了缅怀和描述、考证与阐释。他以这样的标题印证着自己的发现与思考：“宗族文化的隐喻解读”和“建筑艺术的民间审美”。这座“陈氏书院”，民众叫它“陈家祠”，“深陷在广州这座现代化都市的高楼巨厦间，灰暗而又陈旧，蓬头垢面，定格在昔年时光里，像晚清的遗老遗少，木然地蹲在那里已经百年”（P141）。作者在文字辨析、族谱引述、碑文摘录、楹联诠释、礼仪铺陈、功能和意义分析后认为：这是一个文化的隐讳和隐喻，也是一个宗族基于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生存策略和明智选择。陈氏家族以捐资方式修建的宗祠，是一种公共和公祭的荣耀，是在文化趋同里的一种信仰号召、仪式崇拜、心灵安慰、愿景企求下的集合和团聚，是一种精神的极大丰富和满足，是一个伟大氏族的骄傲和信心。而书院与宗祠的合二为一，以及解读和阐释的两难境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陈氏家族的政治智慧与文化追求——“一个宗族的理想和虚妄，一个历史的实体和隐喻”，信哉斯言！
第三站，作者是在江西的客山客水之间周游巡视了一番。他循着客家人五次迁徙的行动路线，对井冈山红色经典的瞻仰，对赣州历史风华的体悟，对瑞金“红井”意义的解读，对石城颓废老屋的感叹，对九江“义门陈村”的朝拜，使他在活化的历史资料和传承的人文精神面前，似乎找到了自己家族的真正源流和根系所在。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他对“江州义门陈”历史脉络的激情演绎。他以两章12小节50页的篇幅，洋洋洒洒铺天盖地，似一股浪潮冲天而降，给予读者宗族演变和孝义力量的知识普及与演说启蒙。为了回答并论证“儒家文化理想的家国典范”这个命题，作者对江西九江市德安县车桥镇义门陈村的历史演绎情有独钟惊喜异常，并且作为一个“农业中国古代广大乡村最为宏阔轩昂的世界家族奇观”进行了个案解剖和理性分析。史载，自从宜都王陈叔明之五世孙陈旺于唐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于此开基奠业，至宋仁宗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最后一任家长陈泰奉诏解析分庄，历时330余年，承袭十数代，人口达至3900余人。真是一种令人惊叹和震撼的中国特色之家呀——它该会以怎样的策略与方法，在数百年的风雨中维系着一个大家族的生存、蕃衍、生活、生产和发展的呢？它是怎样赢得唐宋两朝7位帝王的屡次旌表和题赠的呢？它又是怎样在帝制的威严和权势下顷刻瓦解坍塌的呢？这个大家族的存在与影响给当世和后人留下了那些有意义的价值和思考呢？如此等等，作者从社会结构、伦理价值、宗族文化、忠孝礼仪、地域特色等方面给我们以存照和反思的立论、质疑和调侃的依据。
最后一站路，作者来到了东南沿海的厦门、泉州、漳州。他对“南陈北薛”（即唐代的陈邕和薛令之）两大家族为开发厦门的始祖的说法进行了考证与辨析，从而论证了这两大家族是从漳州迁徙而来的陈姓家族，与唐初的“开漳圣王”陈元光有联系，而跟随陈元光一起来闽的是作者老家的固始人。你看，这是多么绕弯子又费力的事情啊，但是，作者却如此地乐此不疲兴致盎然。他对泉州千年的历史际会与人文风华的猜想，又是那样地思绪翩跹才情横溢，对“开漳圣王”陈元光父子入闽平乱的历史功绩所产生的神话崇拜与宗教信仰，给予了客观而辨证的评述。他在台湾海峡远眺金门岛的遐思与感慨，使他对“民族英雄”郑成功父子开发、保卫和收复台湾的历史贡献和战略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与赞叹。最后，作者得出一个结论：“台湾人的祖根五百年前在福建，一千年前在中原、在固始”（P368）。如果你深入作者的文字其间，聆听和触摸，感知和辨认，便会知道，这绝不是一种妄言与臆断！
作者三年艰苦跋涉的行程和视线思维笔力所及的内容，并非笔者在有限的篇幅里能够详尽完成的，但它给我们展现广阔的历史思考、生存命题和精神风景。总的说来，这本散文集，对于陈姓家族的人是必读之物和传世之宝；对于其他姓氏的人也是一种重要启示和灵魂皈依（如在中原人的南迁中，曾经流传“陈林半天下，郑黄满街排”的俗语）；对于客家人和人类学专家学者更是一种极具价值且充满愉悦的文学读本。
二、他乡叙述的“在场”意识与诗性描绘
上篇，我们跟随着作者在地理方位和时空疆域上做了一次周游和巡视；现在我们回到作者的文本叙述中，这是一种视角的转换和重心的转移。在日常生活中，感官的扫描和视野的收藏，只能是一种初步的杂乱的琐碎的感性获取，还需要进入心灵层面、文学叙述和理性界域的加工改造，才可能打造出一篇经得起时间和读者检验的佳作。作者曾经说过，这是一种“写作的刀刃”——眼睛与内心、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书写者界域的狭窄与广大、具象与抽象的表达、旅行与写作的呼应等等，都是一场生命力量与情感浸润的博弈，是对文学叙事寻找的体验过程（P396）。
我们来看看作者是怎样体现他的写作理念的：
“在场”意识，是近年来文学界提倡而践行的一种创作方法，也是后现代先锋叙事的主要策略。作者以想象力和艺术虚构为利器，“摆脱历史繁复的搅扰，抵御传统文化的围困，走出宏大叙事的激情，抗拒浮躁时代的喧嚣，……将覆盖厚重意识尘埃下的母语、汉语、词语，从历史暗黑深处和当下世俗生活中打捞剥离出来，擦拭和洗涤，散发出它自身最为原始朴拙的气息和光泽，充满生命本质属性的精神洞见”（P396）。在这方面，主要表现为历史“在场”和现实“在场”两个叙述层面在个体经验和公共经验、有意识记忆和非意识记忆之间的有限而有效地对接、想象、融合和转换。
历史“在场”，是叙事博弈中的最大困扰和折磨。它面对的是一片陌生的景物、器物、遗迹等具象，以及一大堆零散史料、神话、传说、笔记、录音、图片等显示过去式影像的原始资料。怎样把它变成一个个文本叙述的活生生的文字精灵和思想的载体，只有求助于这种“在场”的方式了。这时，作者就是生活在某个特定历史时空的“古人”或现场观察员，就是一个身份的暂且取代和转换，就是一种时间意义和存在的代表，就是一个虚拟主人或客人的形象再现，就是一种评头品足的感情宣泄理性评价的叙事策略。作者面对史料，“会听到祖先们的呐喊、奔跑、呻吟、马的嘶鸣、车轮的滚动、沉闷的滚雷、啸叫的风、淫雨、哀绝的歌声和悲哭”（P100）。这是作者在虚拟与真实的意识、感受和想象中的捕捉、在个体经验人生阅历审美体验中的提炼、在抽象的时间概念上体现出的一种具体、可感和生动的“意识”。因此，“非意识的记忆在我们的内心犹如一些躲闪、相遇、回避的隐秘符号，它是一些印象的痕迹，一桩小事，一些缺少前因后果的情景、声音和气息，甚至仅仅是一些物质的外形与声音，构成了一刹那的氛围和在场感”（P101）。这方面，作者有许多精彩而逼真的描述：如中原人南迁途中的艰辛与困苦的画面再现，陈氏宗族祭奠祖灵的礼仪场面的铺排渲染，晋永嘉之乱、唐安史之乱和宋靖康之耻使得中原百万人大逃亡的惨烈景象，江州义门陈千人大家族摔锅分家奉旨解体的特写镜头，“开漳圣王”陈元光奉旨入闽平乱及开发建设闽南的悲壮过程，郑成功父子开发收复台湾的奇特经历等等。它给读者的感染和印象，深切地表明“历史书写所传达出来的无法言说的温暖、震撼、颤栗与沉重，它延展了时间的‘意义’”（沈洁语）。
诗性描绘，是作者兼及诗人、作家，以及知识分子身份的文学证明，是他以诗意的眼光、温暖的情怀和激情的笔触拥抱生活对话世界诉诸文字的选择和方式。45万字的篇幅，近400页码的阅读，没有可吸引人眼球的真功夫，那是很难卒读并被人放逐的一种遭遇。笔者被他的笔力和笔势所牵引，被他的狡黠和自信所迷惑，被他的机巧和聪慧所折服，在他的诗意葱茏的文字丛林中，几次迷路几次突围几次穿越，却总是成为他的文本的俘虏和侍臣，花费了一个多月的业余时间，老老实实地几乎一字不落地边读边圈点地啃完了这本沉甸甸的大书。我承认，这是我很少有的一次阅读体验与情感浸润。他的语言干净而利索，语句灵动而严谨，句群腾跃而内敛，诗意流连而哲理凸显，构思闳中肆外纵横捭阖而逻辑力量慑人心魄。作者的用心与努力使他当之无愧地站在了精品之作的成功宝座上。他的个人感受和思考，在化为文字之河的流淌中，给人以沿途风光、精神景象的旖旎行色和陶醉迷痴的感动。
如“黄柏山秋天的不期之约”：“还在它的山脚下的时候，我们一眼就望见了山巅之上那近乎疼痛燃烧的枫香树，之后于匆匆的秋色和行色中，我们获得深入，获得神谕，获得了孩子样的可爱和单纯，便相信黄柏山的每一片红叶，都是一帧令人心碎的秋日约请函。”秋天的叶子“像点点的火，像挂在屋檐下陈年的物品，像留给我们的写有赠言的便条，像谁人丢失的手帕，也仿佛恳求挽留我们的目光和同情……”由此，作者写出了面对自然的造化、神奇和妙曼所产生的一种心灵的期待与契约、灵魂的慌张与惊叫、情感的放肆与踉跄（P4）。
在崇拜祭祀人祖伏羲的太昊陵广场上：面对淮阳的民间手工制作的“布老虎”“泥泥狗”，作者展开了艺术的想象，认为这些伏羲和女娲的孩子，“泥实还原了大地的朴拙，夸张再现了心灵的飞动，粗粝恒久着生命的本真，细腻描述了超然物质世界的空灵。……他们是远古生殖繁衍全部意义的表现和象征，他们更是悠久岁月和民间生活的现实情状、情态、情趣的写真和写意。”可见，中华民族的族徽和图腾，总是在极富创意和想象的形象依托中传递强化着历史与现实的精神信仰（P53）。
在解读陈氏书院的建筑艺术审美特征时，作者看到：“陈氏书院的招牌朝外，聚贤堂的匾额在里。一个是脸面，一个是心脏。”他以为，这一个是雅号，一个是俗称，却反映出民间情绪和民间倾向，反映出“传统宗族祠堂在观念遵循、文化体现、内涵赋予选择上的思量和两难”（P161）。从另一个层面，用不同的目光和理解，深入并破译传统文化密码。
在江西瑞金沙洲坝旁，作者看到了一本打开的课文雕塑《吃水不忘挖井人》，“凝固了遗落在时间中少年的天真，它掀开着几代人最初的教育、成长和启蒙”；他从“红井”的朴素而庄严的“源头”意义中，反思叩问：“面对光怪陆离、物质喧嚣的商业与资本时代，我们是不是间或能静静地伏案在小小精神的灯盏下，有一次历史深情与感恩的温习。那每一个字，都是一滴泉水，直达肺腑，甘冽、清芬、怡人，也有一些泥腥和苦涩”（P215）。这是怎样的一种红色之旅带来的精神洗礼。
在江州义门陈村和文史馆的生活体验里，作者所获得的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和尖锐感受，“于淡淡雾霭中氤氲着莫名的凄苦和惆怅”：他对猜疑、幻觉、想象、观察和体味的质感描述，对乡村留守女子的诗意赞美，对先祖之地的夜晚和清晨的意境感知，对家谱阅读所产生的敬慕和虔诚、依存和守望的表情心理，以及对一个家族巨大灾变后的一切苦难和沉沦的欢畅与郁结（P221—241），都使他陷入一种情感与理性矛盾的漩涡之中，痛苦而又自慰、惆怅而又冰释。
在中原人面对晋“永嘉之乱”的历史劫难和大逃亡中，作者以猜想的翅膀和情感的底色书写了一首凄惨而悲壮的人性哀歌。他们“从恐惧的链锁中挣脱，从屠戮的刀刃上划过，从死亡的缝隙中逃出”，以华夏民族的坚韧和不屈的力量，终于在异地他乡构筑了一座座客家人的历史丰碑和人文圣殿（P295—309）。
总之，作者的诗意描绘，是在自然景物中寄寓深意、在抒情时深沉迂回含蓄不露，在表达哲理意味中反思拷问，给人以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思考力。正是这种随处可见的“在场”意识和诗性描述，使得读者也和作者一起获得一种身心渗透和爽润的快意，一种从容和优雅凸显、凝重和压抑交织的感受。
三、寻根文化的时代特质与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对寻根文化的重视、表现和研究已在我国蔚然成风，寻根文学的媒介发轫、家谱方志修订的世俗热潮和先祖祭祀的国家意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道人文风景线。但是，像作者这样以行走的方式获得寻根文化的宏大叙事与历史求证，还是比较少见的一种文化自觉和文学创新。
从其寻根文化的特质来看，笔者以为大概有以下三点：
寻根文化是文化中的一个分支、一个流派、一个血脉。“血浓于水”，我们经常用这个词，来表述一个家族、氏族、种族和民族永远纠结攀连的血脉维系和文化情感。一个民族的强大的生殖力、生命力、原创力和再生力，是这个民族的文化伟力的证明。黑格尔说过：历史是隐藏的一种力量。他认为历史有三种，一种是原始的历史，一种是反思的历史，一种是哲学的历史。作者发现，“这三种类型，恰恰代表了历史的过去、历史的现在和历史的未来，……就像是一棵纷繁大树的根、干、枝，就像是氏族香火的绵延不绝，共同组成了人类历史的伟大景观”（P54—55）。我国历来就有重视修志续谱的传统与浩瀚文字的遗存。但是，星换斗移，世事沧桑，我国古老的文化遗迹和人文血脉，在时代变迁中逐渐惨绝退场和离去，“终经不起时光的剥蚀，一点点消殒去生命的纤维、筋脉、血脂、骨髓和水分”（P27）。因此，现在重新关注、重视和抢救我们的人文遗产，警惕并阻止历史节点和文化链条在我们这辈人手中断裂或丢失，是我国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和历史任务。
寻根文化是心灵归宿的一个支点、一个寄托、一方家园。物欲的诱惑和社会的浮躁，使得我们的心灵和精神时常寻找不到一方安宁之地，而怀旧情绪的滋生蔓延，在一定意义上，是纾解我们的急躁、茫然、困惑、失望和怅惘的一剂灵丹妙药。“作为一个地方历史和文化流变的实物见证，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的修葺和复原，都是对现实人心隽永绵长的人文关怀和情感呵护”（P29）。而寻根文化，是对生命链条的一种认同和认识，是对先祖恩德的一种接受和承续，是对孝义文化的一种敬畏和敬重。在寻根文化的溯源、寻踪、考察、辨析和指认中，我们可以获得一种人类伟大的自然之力、广阔的生命内涵和强大的精神造化；在审视、解读、扬弃和批判历史文化的过程中，可以获得一种遥远岁月的情感眷念和文化怀旧的精神慰藉。
寻根文化是精神皈依的一个起点、一次矫正、一个导引。历史文化的一切人证、物证、资料、传说和记忆，都是一种“代表了时间的意义和存在，代表了一个人仅有的那点生存资质和凭据”（P104）。在先祖的牌位、遗训、功德和形象面前，我们可能会产生一种忏悔和反思的感激涕零、觉醒和祈祷的生命涅磐。不管是生活失意的懊悔，还是灵魂肮脏的袒露；不管是心魔驱使的邪念，还是厌世情绪的诅咒，都会在先祖的灵牌前化为一缕青烟消散，都会在文化的根脉里寻找到精神向度的指引。这种强大的教化功能和启蒙效果，是自我救赎的一种巨大的人文力量。这种感情倾向的表达和民间诉求的关照，是一种多么恒久悠长的文化熏染！
此外，寻根文化的现实意义，也是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
寻根文化是宗族凝聚力、民族向心力的一种意识觉醒与形象重塑。先祖的生命和经历已然淹没在时间和记忆的洪流里，但是，他们的生命状态的坚韧、生存境况的艰辛、生活情态的乐观和生死境遇的超然，却在精神的殿堂和时代的忆念中永生，化为一种宝贵的文化财富强壮温暖着后人的体魄和灵魂。虚无主义者，是不会在历史的时空中建造雄伟壮观的现代文明大厦的，也不会具有云蒸霞蔚鲲鹏扶摇的人文气象。作为历史文化档案的寻根记载，是一种群体意识的觉醒和民族形象的重塑，它对于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的。
寻根文化是人本哲学的现实探寻与灵魂追问。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富创意和想象的人类精英，在伏羲华族和神农夏族的融合中，在综合氏族图腾的局部意念而创造的“龙”的形象中，一种神往、敬慕、依托和崇拜的血脉也就代代相传生生不息了。这种形象，经过几千年时光的打磨、民间的加工、血腥的冶炼、风雨的洗礼，已经在华夏子孙的心目中锻造成为一个血肉丰满、骨骼坚挺、筋脉坚韧和生命昂扬的威武之师和人文之祖。在充满历史温情和敬意的祭祀中，每年我们在先祖和亡灵的面前跪拜、上香、祈祷（如清明节），是对我们历史、现在和未来走向与脉络的一种翻检、梳理、探寻和追问，是一种怀念、感恩和洗礼的盛大节日，是一种人本哲学理念和意志大普及的民间大课堂。
寻根文化是人文精神的理性阐释与深度挖掘。我们知道，人文精神寄寓于传统文化的力量和慎终追远的情怀。作者认为，“血缘和脉系通过香火的传续告知生命的因果，从前世到达今生，祖宗是源头，是母体，是标本、化石、指印、足痕、晃动的影子、喘息，是一种根据，一种凭据；我们由此知道了我从哪里来，获得先祖的引导和神谕，于是知道了我是谁，要到哪里去，并获得现实生存的鼓舞和力量。祭祀不仅是一种集体追怀和崇拜的形式，也是个体心灵愿望托付和承诺的过程”（P149）；我们不断坚持对根的寻找，“更多是出于对动荡现实浅显的祈求，即使短暂达致心灵的平安，也很少有历史精神及其文化意义上的对现实的观照”（P55）于是，寻根文化就担当起了这个责任，并且力求建构、涵养一种“普泛而珍奇的文化植被，成为民族精神的绿洲和湿地，并渗透和滋润着国家与民众世俗悠久漫长的生活”（P55）。
笔者以为，本文的解读与评析，是一种粗浅的导语和基本的描述。面对寻根文化的宏大课题和历史叙述，面对香火——中华民族独有的生命观的延续和深化，面对文本书写者的创新尝试和想象的无限可能性，我们还有许多未知领域需要去探寻和试验，还有许多神秘现象和文化隐喻需要去破解和展示。好在作者点燃的三炷香已经带领我们进入了一个“以血脉繁衍、以人脉繁荣、以地脉繁盛、以文脉繁茂”的氏族家庭的庭院里，可以使我们去浏览、考察、触摸和辨认，可以使我们去深入、挖掘、提炼和反思，从而打开我们历史的视角欣赏和现实的视野享受，获得行走在文字间的惬意和满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