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安顺师范专科学校
我人生道路中决定命运的时刻，我的母校——安顺师范专科学校承载了我，让已步入成年而心智尚无限迷茫的我，看到了人生道路上的灯塔，矢志不渝，立足讲台从事教育教学近四十年。
一九七七年秋，恢复高考的大好消息，如一缕春风，迅即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二哥把可以考大学的消息告诉我，当时的我，对读大学会有什么意义，一点认识也没有。只懵懵懂懂地抱着一种态度：有资格而不报名参加，那绝对是最丢脸的胆小鬼！至于报考了能否考上，可管不着，先报考再说。于是，专注于干自己的农活，连报名都没有亲自前去，而是让二哥代我报的，二哥一看公社里的其他十多人都报理科，怕我考不过他们：“报理科的人太多，我给你改报文科了。”彻底改变了我原先读理科的打算。其实，那一年，我们公社参加考试的，还都是报的中专呢。可是，我的复习只得改弦更张，另起炉灶，从头复习起文科来。
还好，考试过后，已是入冬后的农闲时节，我和村里的一位同龄人外出做木工活，帮人家装大门，装了几天正在收尾的时候，他父亲骑着马赶到了，叫我立即回家，准备政审材料。我们把大门装完，又吃了晚饭，在月色笼罩着霜花的夜晚，赶回到家，连夜把相关的政审表格填好，天刚亮，赶到邻近而相距一公里多的滑石板村找大队的关支书写意见盖章，支书还没有起床，我焦急地等他起来，他哪里会写什么字？他弄明白我政审的意图和要求之后，就说：“你这个小伙呢，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我还不相信吗？你写，读来我听，合意了我盖章就得了。”填好表盖了章，我又飞快地赶了一公里多山路，转到干水井村找梁副支书，副支书刚好挑得一挑水到家。我们又如法炮制，把表填完了，再送到公社交给相关负责人。
一九七八年三月底，在大岩山中砍荒地的工地上，从公社开会回去的队长通知我，第二天去领录取通知书，我非常高兴，想到读书至少是在贵阳，因为，我所填的三所学校，都在贵阳，当时也没有听说省内其他地方还有大学的。
殊不知，第二天到县城领了通知书，打开一看，是在安顺，顿感莫名其妙！
后来的几天，干农活之余，卖了余下几个月的标准口粮，办了相关手续，一九七八年四月初的一天，在二哥的护送下，我第一次出了“远门”，带着行囊，从简嘎小山村坐上紫云到镇宁的班车，再从镇宁转安顺到学校。
我们当时的学校，先前是安顺师范学校，又办过贵阳师范学院“社来社去”的安顺大专班，我们可是参加正规高考被录取来的，绝对不应该是先前的这两个学校，但是，到底叫什么学校，谁也说不清楚。
管他呢，先开学再说。
开学以后，先进行了一个星期的职业道德学习，其核心内容，就是以后作为老师要如何“忠诚党的教育事业”。期间，学校领导一再耐心地说明当时的情况：十多年以来第一次高考，需要读大学的人太多，而有限的大学满足不了这种需要，上级部门才这样安排，以后怎么办，总会圆满解决的。请我们一定要安心学习。然后开专业课，门类有“现代汉语”、“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史”、“文学概论”、“文选和写作”、“哲学”、“中国古代史”、“中共党史”和“体育”，最后一个学期，又增加了“心理学”和“教材教法”。
上了将近一个月的课，英语专业的才进校，因为生源不足，又从其他几个班动员些人去学英语，不管成绩如何，只要报名去就行，因为我们都是被录取来的，我们班就去了两三个。我当时想，自己连汉语都没有学好，去学什么英语呢？还是先学汉语吧。可是，后来的发展证明，我们当时的想法，太受局限了，如果当初选择学英语，现在的学业和生活状况都应该不会是这个样子。然而，现实中本来就没有如果！
当时没有教材，不少学科都是靠自己记笔记，我们当时记笔记的速度是够快的，老师课堂上讲的，几乎都全部记了下来；有的学科是用老师自己写好然后用钢板刻写油印的讲义，包括这些学科所选用的大量作品。有的学科是从贵阳师范学院找来讲义，请印刷厂翻印，我们还轮流到印刷厂去完成了一些校对任务。
学校还有一些农田，第一个学期，我们还有劳动任务，直接到稻田里进行正规的农业生产，插秧和薅秧，每次劳动过后，我们的双腿都会因水的感染生一种奇痒难耐的小疮，学校周边的农民叫做“鸭屎疙瘩”，而学校的医务室又治不好。再说，当时大家都非常珍惜那极其宝贵的学习机会，不愿耽误丁点时间，所以，同学们商议，强烈抵制那样的劳动。到后半学期，学校终于同意，我们不再劳动了。
于是，大家都如饥似渴地拼命看书学习，没有课的时候，或者周末，就到附近的山头去背书。娄家坡水库前面的小山上，不甚茂密的树丛中，裸露着黑黑的岩石，天热了可以在树荫下乘凉，天凉了可以坐在岩石上晒暖阳，我们就常去那里背书。小憩放松的时候，看到一堆堆细小的岩石，便好奇地捡，小块的捡开了，露出稍大的，稍大的捡开了，露出更大的，搬开更大的，就是一条小石旮旯，里面依稀可见一些小白骨，是小孩子的。原来，附近农民们夭折的婴幼儿，都不埋坟，就放到山旮旯里，再用石块盖起来。后来，我们就换到靠近公路要高得多难爬得多的山头去背书。一天，一位同学突然从山上急匆匆跑回来，叫我们赶紧听新闻，不知是哪一位领导人逝世了，因为，他听到了哀乐。我们直笑得喘不过气来，学校的对面，安顺到镇宁公路的另一边，就是安顺火葬场，那是殡仪馆哀悼死人放的。有这样一些干扰，我们也很少到山上去了，就在学校的某一个角落或水库边上背。
一到星期天就进城，逛书店买书。那时卖的好书极少，难得碰上一次买好书的机会。记得有一天，我独自一人十来点钟去到书店，正听说有好书卖。按照买书的程序，得先排队领票，领了票再买书，一次只能领一张票。于是，我去排队了，在书店后面一个小小的窗口发票，大家都怕得不到票买不到书，那排队，其实是忘命地挤。那时，我的个头还小，从后面往前挤，肯定挤不赢别人，我灵机一动，就顺着墙边挤向窗子，路程近而且靠墙不致两面挨挤，必然少费些力，这办法还真管用，三下两下就挤到了窗子边，拿了一张票，粗略地看了一下供书目录，买了一套《唐诗选》，余冠英先生主编的，顾不上翻看其中内容，装进帆布挎包，抓紧时间，又挤第二张票。头顶上压的手臂太多太重了，又有些饥饿乏力，竭尽全力直挤得满头大汗，手死死地拽着窗框不放，到得窗子边，用脚登着墙向后撑，把别人撑离窗子，撑出自己冒头的空间，那一撑哦，竟累得连气都几乎喘不过来！再把头抬到让窗子里面的人可以看见：“我要一张票！”拿到第二张票，又买了一本《宋词选》，胡云翼先生主编的。顾不得饥饿，又去挤第三张票——可是再没机会了，票已发完，不少人还在为拿不到票而万分遗憾地慨叹。
回到学校，刘欣弘老兄一看我这样惊喜的收获，怎么说也要分我一杯羹。我那两本书，是几乎拼了性命得来的，哪里舍得？可是，老兄就是死死纠缠着，任我怎么赖也不放，最终，我只得强忍万分不舍，权衡了半天，把我那心爱的《宋词选》给了老兄，宛如把像筷子一样不可分割的两兄弟迥然分成两家！直到现在，我手中的宋词选本，都没有一本是称心的！
那时最大的乐趣，就是看露天电影，《刘三姐》、《五朵金花》、《阿诗玛》、《一江春水向东流》、《柳堡的故事》等一大批经典的电影，就是那时看的，其中经典的插曲，一直唱到现在。学校怕影响同学们晚上学习，电影放得少。离学校不远，在公路转向学校的地方，有一个地质大队，每个星期要放一两场，我们学中文的，也把看电影当成学习（本质上说那也是学习），好事的罗吉洪同学一吃过午饭，趁散步就去打听晚上放什么电影，竟成了我们公认的“电影消息”。那电影，不用挂银幕，直接投放在一壁大大的白墙上，看起来非常过瘾。记得有一次，电影放到中途，下起了大雨，那幕墙上电影画面的底下都明显地看到雨水流淌了，人们都还不愿散，直到最后雨下得太大，伞遮也无法保证电影机不被淋，才停下来，人们才依依不舍地散去，还急切地盼望着第二天再来。
还有一种乐趣，就是到水库上去。我们先前就听说，学校一位很有名的吕老师，因为游泳被水草缠住而未能生还，所以，我们很少游泳。洗衣服洗被子，是最方便的了。洗衣服，在岸上搓好了，站在岸边漂洗就行；被子大了，在岸边漂总要被水底的淤泥弄脏，我们就脱了衣裤，把被子拖到水里游上一通，就漂洗得干干净净，真正的一举两得。
有一次，洗了被子，我说一定要把被子钉好了睡觉。结果“电影消息”报告晚上有好看的电影，同室的卢永康等四位老大哥就劝我去看电影，为了表示自己说一不二，我说无论如何都不去。老天爷似乎有意帮助他们，临近天黑的时候，寝室偏偏就停了电，他们更劝我去看电影，我还死赖着说不去就不去。他们都看电影去了，我苦苦思索着黑夜里钉被子的办法。凭经验，先摸索着在床上把被子按里子、棉絮和面子的顺序铺好，理顺，把里子的边盖上来，逐一摸着确认盖过了面子，折好边角的对角线，可是，无论如何都穿不了针。我呆呆地看着窗户透进来的模模糊糊的路灯余光，才猛然想到路灯是亮的，这才到路灯下面穿好针线，再回到寝室钉被子，钉完一边，再去穿第二根线，直到摸索着把四边都钉完，寝室里没有灯光，无法看书，索性睡它一个早觉，睡在刚洗晒之后洁净而蓬松的被窝里，内心的那种舒适、满足和得意，自不必说了。
四位老大哥看完电影回来，摸进寝室，听不见我的响动：“噫？这家伙，真的钉好被子睡觉了？还不能小看他哩。”我并未真正入睡，可也不答话，想多听听他们都会说些什么。从他们谈话里的些许佩服中，我第一次深深地领悟到了“说到做到”的实在意义。从那时起，我就不随便说要做什么，一旦说了，就必须做到。
第二天起床再看，那摸黑钉的被子，完全不比以往的差！
知识和能力方面，老师教给我们的，让我们受益匪浅，受用终生。说起来，有古代文学和古代语言文字方面传承我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有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探求真理救国救民；有文学创作和文学鉴赏方面的语文来源于生活；有做人的严谨、踏实和淡泊名利；有工作方面的，当老师是一种事业，既要教书又要育人。忘不了的一个细节，就是袁本良老师用粉笔写黑板字，总是从大的一端开始，让字的笔画始终粗细均匀，保持一种秀丽的美感，这可是让我们受用终生的。本来，大名鼎鼎的钱理群老师是马上就上我们现代文学课的，我们哪会料到，他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北京大学鲁迅研究的研究生。他赴北大在即，顾不及到教室为我们上课，可是，我们都不想失去聆听他教诲的宝贵机会，又因为他的房间容不了全班，我们只得分批去请他点拨。钱老师那关于鲁迅《野草》中“院子里两棵树”三言两语的点拨哦，为我拨开了眼前的重重迷雾，让我依稀看到了鲁迅作品里那一片辽阔而深邃的天野！于是乎，我一到工作岗位，学校不顾我只是专科水平且无教学经验，让我试上那高中课文：鲁迅先生的《记念刘和珍君》！我竟无所畏惧，上完了，还得到了学校领导和老前辈们的好评。
时间过得飞快，我们要学的东西确实太多，转眼就到了最后一个学期，先前说要实习一个月，后来才安排了试教，每位同学抽一篇课文，在班上模拟上课，我抽到的是时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的《贵在鼓劲》。我们试教过后，就取消了预先安排的实习，学校的说法，一是不再浪费我们的学习时间，二是我们试教的效果很好，完全可以直接走上教学岗位，没有再实习的必要。
就这样，仅仅一年零三个月，我们的专科就算读完了。离开学校的时候，因为学校名称和类属都未及确定，我们连毕业证书都没有拿到。
我们就凭着那短暂时间如饥似渴学习的收获，从容地走上了讲台，也从容地走了自己后来的人生。
当了几个月的老师以后，学校终于通知我们，教育部已经批准学校成立，去领毕业证书，于是，“专科”就成了我的第一学历，“安顺师范专科学校”就是我走向后来四十年人生道路的转折点！而《毕业证书》里面那大红底子烫着金字的两页，一直鞭策着我，永不褪色：一页是毛泽东手迹的“为人民服务”；一页是“忠诚党的教育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