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远偶记
镇远，是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一个县，县城镇远也是一座千年古镇。蜿蜒美丽的舞阳河自西向东缓缓流淌，至此呈S形，两岸略为展开，县城沿河岸而建，北岸是旧府城，过去和现在都是行政中心；南岸过去是旧卫城，是历史上屯兵守卫的地方，而今是人们安居乐业之所，一派繁华，一派洁净。俯瞰镇远，宛如一幅太极图，镇远以故又有“太极古镇”之称，在镇远的街道上，随处都可以看到路灯杆上的太极图案装饰。至祝圣桥而两岸山崖紧锁，青龙洞就是县城东边的边沿了。
宽阔而平缓的舞阳河，清澈明净，波光粼粼，似镇远古城最大的“街道”，游船偶尔或上或下，虽无车马，而锦鳞闲游其中，钓翁垂竿两岸，别有情趣。石屏山高低起伏，青翠秀丽，俨然一道美丽的屏障，矗立于北岸，护佑着镇远古城。一座古城，分列舞阳河南北两岸。南北两半的城中，随河流走势自西向东贯穿的宽畅的街道，全是青石板铺就，无尘土飞扬，无沥青熏炙，车辆穿梭其中，而绝无停留，慢有游人悠闲信步，绝无现代都市喧嚣，沿街房屋，黛瓦粉壁，眉清目爽，与水中倒影相映衬，更别具一格。夜幕之下，河两岸霓虹灿烂，华灯明亮，遥相呼应，更是一片辉煌。
在和平村附近卫城垣的一处城门洞，一位年近古稀的老汉操着本地口音对我们介绍，就在那城门洞两侧的城垣底下，他们曾经挖出过不少已不知年代的头骨，那足以说明，这里在古代曾经发生过不少战事，死过不少人。
据史书记载，镇远古称“竖眼大田溪洞”，地处历史上“五溪蛮”和“百越人”聚居的结合部。宋宝佑六年（公元1258年）十一月筑黄平城，赐名镇远州，为镇远命名之始。
镇远地处交通要道，地势险要，在历史上，一直是“滇楚锁钥”、“湘黔咽喉”、“黔东重镇”，欲据滇楚，必占镇远；欲通云贵，先守镇远。从其地理位置、建制和历史沿革来看，“镇远”命名的意图，应该是“镇守远方”，然而，又何以镇远？
从历史图片看，祝圣桥应该是“滇楚锁钥”、“湘黔咽喉”的极其重要的通道。漫步桥上，其桥面的梯步，只可人马畅行，根本不能通车。而今，祝圣桥外两处对峙的山崖上，一桥飞跨，车辆往来穿梭，更显示出今天镇远运输的繁忙，同时，也展示着镇远所居住的苗、侗、汉各民族兄弟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和谐发展，共同繁荣共同进步。
纵观历史发展的过程，不难看出，在不同民族互相歧视互相敌视甚至互相欺压互相争斗的时代，各自都想镇住对方，同时也消耗了自己的力量，失去了不少的历史机遇，最终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只有到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领工农大众浴血奋战，创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实现了各民族的大融合和空前的大团结，中华民族才真正结束饱受欺凌的屈辱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才日益走上伟大复兴的道路。这足以说明，何以镇远？惟和为贵。
此外，我们从位于县城和平街南侧的和平村旧址纪念馆所展示的斑斑历史遗迹中，还可以得到这个答案。
和平村为由高大土石墙围着的坐南向北紧傍和平街而建的一组建筑群。这里原是晚清时期镇远总兵署衙门，民国初改建为贵州省第二模范监狱。抗日战争时期，成为国民政府第二日本俘虏收容所，负责收容和管教日本战俘。
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和平村，是根据康大川及长谷川敏三共同回忆的和平村原有房屋建筑布局情况重建的，外观上，仍保留着当年和平村半圆拱形大门和高高的围墙，内部则恢复了当年的新生班、研究班、训练班、所长室、职员室、监禁室、礼堂、医务室、哑子室、米库、厨房及监视塔等，向人们展示着历史的风貌。
康大川原名康天顺，台湾苗栗人。1938年从日本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后即回国参加抗战，1942年6月，受文化工作委员会中共特别支部及郭沫若、冯乃超派遣，以中校主任管理员的公开职务到镇远管教日俘，开展反战宣传。
和平村关押的日军俘虏最多时达到600多人，为建立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优待俘虏”政策影响下，在管理上实行优待俘虏的政策，以学校教育的方式对日俘进行教育和管理，在生活上给与优待，尊重他们的人格，管理人员以耐心的态度善待日俘，不但设法改善日俘的生活，还为日俘安排文娱活动，使战俘们在反省中逐步认识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略战争给世界人民包括日本人民所带来的巨大危害，醒悟过来，从军国主义分子转化为反对战争的和平先锋。
1938年至1941年，这个日俘收容所由国民政府军政部第三厅管辖，由厅长郭沫若和阳翰笙、冯乃超等进步人士和共产党的文化工作者负责领导。1939年，在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副部长的周恩来、军政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等人的推动和指导下，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和池田幸子夫妇把一些有觉悟的日本战俘组织起来，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西南分盟”，总部设于重庆。1941年，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组织收容所中觉悟了的日军俘虏成立“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和平村训练班”，后改为“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和平村工作队”，由长谷川敏三任队长，中共地下党镇远支部也在其中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很多日俘受到感化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中觉醒过来，随中国军队到前线开展反战宣传，瓦解日军士气，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回到日本后，反战同盟和平村工作队队员把和平村称作他们的“再生之地”和“第二故乡”。
由于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领袖、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等称其为“和平村”，其名沿用至今。后来，鹿地亘和长谷川敏三曾多次访问镇远，鹿地亘撰写的《和平村记——俘虏收容所访问记》一书出版发行后，在国际上引起很大反响。国际红十字会特派一名瑞土人士来“和平村”考察，给予了很好的评价。从此，镇远“和平村”的名称累累见于世界各地报刊，传扬海内外。
镇远“和平村”作为保存较完好的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政部俘虏收容所遗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和日本参加侵略战争而觉醒的人士爱好和平的历史见证，更是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历史见证，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把镇远小小的“和平村”放到世界和平的历史长河中，回顾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也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不得不使人心生感慨，和平村因战争而起，为改造实施侵略战争的战俘而设，最终把侵略者改造成为爱好和平的人，以实现人类的和平而终，以为实现人类和平的目标而做出的贡献得到世界人民的传扬。看来，要真正镇守住远方的，不是武力和战争攻伐，而是和平和友好往来，就人类的生存来说，何以镇远？惟和为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