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动物中最高级的，这应该没有什么异议，因为，人不仅比其他动物聪明，更比其他动物有着博大的心胸，会海纳百川，容天下难容之事。可是啊，如果人要做出这样的事，就得另当别论了：自私而贪婪，把自己的私欲放大到没有极限；踩在老实人的肩膀上，以表现自己总要高人一等；当自己有缺陷或者不足的时候，总要拽着前人的后腿，不让别人前行，同时表示自己不甘落后。
那是一九七三年夏天，大哥正好高中毕业。我读完了初中二年级，按照当时的学制，毕业了。我面临的第一次人生选择，是继续升学，还是回家务农，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是完全由别人说了算。按照当时的做法，我们初中毕业了，我们的命运，学校也定不了，得由当地最高的权力机构决定——公社推荐。虽说母亲是当时公社的妇女干部，但是，在决定自己儿女命运的关键时刻，按照规定，回避了，没有了发言权，连旁听都谈不上。下面这些细节，是从人们后来的很多交谈中，汇集起来的。
在公社推荐的“重大会议”上，轮到决定我命运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也是语文老师，对我们的情况了如指掌，第一个先介绍我的学习情况，并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个娃娃嘛，学习踏实认真，成绩比其他人都好，具备继续学习的条件，我觉得，应该推荐去读高中。
参加会议的校长接着说：这个孩子，学习成绩确实不错，也很听话，完全可以继续深造，换个角度看呢，才十四岁，这么（半腰）高点的娃娃，你让他到农村去接受锻炼，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忍不下心啊，我建议推荐读高中。
当时参加推荐会议的其他人员，都是公社有决定权的人，也不了解情况，只能根据学校老师和领导的意见，先后表示了自己的态度，推荐读高中。
但是，那个年代那个地方的民主集中制，是在其他人员充分民主地表示态度之后，还得由领导最后集中表态了才行，哪管真理掌握在谁的手中？
书记先生听完了大家的表态之后，清了清嗓门，慢条斯理地说：“哼，我看嘛，这个高中，一家拿个把读就得了，要几百个读啊？”
明白人都知道，大哥高中毕业，反而成了我不能上高中的唯一而最好的理由了。会场沉寂下来，结论也就不必说了。
一整个暑假，我都没有拿到高中录取的通知书。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父亲找到了当时县城中学的杨校长，那可是父亲没有血缘关系而真正情同手足的兄弟啊，也是我这一生中第一位真正的“贵人”了！然而，我读高中，当时是指望不上的了。校长说：“读高中，看来已经没办法了。还好，我们今年开始办初三班，来读初三吧，再读一年，明年再想办法。”
就这样，我进入了紫云中学当时的初三班，那可是“文革”时期初中恢复三年学制的第一届初三啊！一年之后，我自然地接到了学校不需要“公社推荐”而直接寄发的录取通知书，顺利跨进了高中的门坎。两年之后，我完成了当时的高中学业，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十七岁，未成年人，回乡务农，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真正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挣工分，分口粮，做一个脚踏实地的人。
人就是这样，哪怕在无意识之中，当你肩上有了担子，有了责任，你跨出的每一步，就会谨慎而认真，不至于摔倒，哪怕摔倒，也能挺立起来。于是，你走出的每一步，都会留下自己独特的脚印。在不知不觉中，我参与了两季庄稼的收成，历经了些许磨砺，走过了我人生一个短暂而意义非同寻常的历程。
一九七七年秋，“文革”结束之后，恢复高考的大好消息，如一缕强劲的春风，迅即吹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唤醒了十数年来无数学子潜藏在内心深处的美好愿望。通过那场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检阅，我最终成为“文革”之后第一批通过考试进入高校学习的人，跨入了一种全新的人生旅程。
次年，根据祖国十数年来学子累积的情况，高考政策再作调整，学历不限，婚否不限。公社里一位仅有初中学历而饱经磨难的已婚的学长也通过考试，进入了高校，于是，父老乡亲发话了，对母亲说：“当年书记先生不是要一家拿个把读高中吗，去让他家也拿个把考大学嘛！”
对于人来说，任何因素都可以促其成长，一个人能否成长，不过在于能否用好这些因素而已。在你前进的道路上，有的人助你一臂之力，那是扶你上青云，终生不可忘记；有的人绊了你一脚，那是砥砺你的意志，增强你的能力，让你学会战胜困难，也受益一生，虽说不上感谢，又何必与之计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