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春天，W县拖拉机站招收了一批新学员，其中有两位女学员，很引人注目。那时候边疆姑娘少，尤其是我们偏远的拖拉机站，更显得稀罕。
L身材壮实，红脸庞，大眼睛，剪发头，像宣传画上的铁姑娘，还是站上少有的共青团员。她不久当上了材料保管员。由于工作关系，我跟L常有交往。
Z个头高些，一双大眼睛，两根麻花辫，说话轻言细语的。她分配到修理车间学修理，认真细致，进步很快，受到吴师傅的表扬。也是湖南老乡。一次我到乌市出差，她叫我到某工厂给她的原同事捎个东西。她随姑姑离开湖南老家到乌市，在那个厂工作，前两年被精简下放了；又随姑姑姑父（都是军转干部）来到B州，先在州农机厂当学徒，后又分配到商业局当理发员。她说，我不想学理发，就来这里了。
后来我又去乌市出差，她特地托我给她捎一件紫色绸布短袖衫，结果因为工作忙，我竟然忘记了。——好在她似乎并没有生气。
我搬宿舍的时候，她也在场，看到我床下的大樟木箱很沉，就说，“程技术员的箱子这么沉，装的什么宝贝呀？”我答：“有什么宝贝？就是我家留下的一些书呀。”她感叹道：“到底是大学生，这么多的书。”
有一回我到州城出差，她特地托我到她姑姑家去取一样东西。她姑姑热情地接待了我，还上上下下把我打量了一番。
有一次在集体宿舍只有我们两人时，她一边低头织毛线一边低声说：“如果给我三百元，我可以把家里常用的东西都买回来。”——她说这样的话可能是在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可以拉得很近。可是，我当时却认为，她这是小资产阶级情调。因为那时《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都说“金钱是万恶之源”。
过了一段时日，她到我们宿舍，趁没人时，又轻声说了句：“如果给我三百元，我可以把家里常用的东西都买回来。”——再次证实她小资产阶级情调太浓，不合时宜。
后来又听人说，她在州农机厂当学徒时，因为跟电工师傅有“麻达”（1），被处理到服务行业学理发的。——尽管这明显只是流言蜚语，Z还是淡出了我的视线。
L一直兢兢业业埋头工作，把库房里的零配件、材料整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对生产在第一线的职工服务热情周到，得到大家一致的好评，在年终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果然是共青团员，思想红，工作好。
过春节的时候，站部给每个职工5公斤大米、2公斤大肉（2），我悄悄地拿到库房转送给她。推说自己住集体宿舍吃食堂，又不会做。她委婉地拒绝了。——这使我对她更为敬重了。
这事过后不久，我给她写了封短信，对她表达了爱慕之情。表示今后要向根子正、思想红的同志学习，有利于自身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意识的改造。
我把短信折成纸条，在工作时从保管室的窗口递给她之后匆匆走了，心却紧张得砰砰直跳。
不久，她也借工作递给我一封短信，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职工，没有做出什么成绩。我们首先要在工作中做出成绩来，然后才能考虑个人问题（3）。——那时《中国青年》杂志和《中国青年报》也是这样告诫年轻人的。
这说明她并没有拒绝我，而是要求我努力工作做出成绩来。于是，我更加努力地投入工作。
那时谈恋爱多不是公开的。
从此我们不时地互递信件。
我全身心地投入工作终于取得回报，我主持制作改装的“犁—耙—播—耱”和“耙地—筑埂—播种—耱地”等复式作业机组取得成功，全县秋翻秋播取得好成绩。为此，我写的新闻报道《突出政治工作实行机农结合大搞复式作业W县秋播工作进度快质量好》在《新疆日报》得到刊登（4），当胡书记在全站大会上宣读这篇文章时，我看到L不时向我投来赞许而深情的目光。
会后，L悄悄对我说：“等‘四清运动’结束，我们的关系就可以定下来了。”——我真是大喜过望。
那时“四清运动”，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的政治运动已经在站上开展两年了，陆续批判了利用工余时间给他人焊盆焊锅修钟修表“发国难财”的高师傅、批判了账目不清的姚会计、批判了当过国民党军医的张医生等。我心里想：我刚离开大学，“四清”应该没有问题吧。
1965年11月的一个夜晚，我约L单独会面，告诉他我将要到乌市出差一个多月，并向她倾诉衷肠，激动之下张臂想要拥抱她，被她委婉推拒，——我依然理解她、敬重她。
我到乌鲁木齐参加了自治区农业厅举办的“拖拉机不拆卸检查研修班”的学习后，又参加了自治区农机工作会议，我站在会议上受到表扬，被评为全自治区六个先进站之一。
出差一个多月回到站里，我还没来得及跟L照面，又恰恰轮到我“洗手放包袱”，——“四清运动”要求每个干部都要在本单位的干部职工大会上，把自己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问题都谈出来，向党交心，并要得到与会干部职工的通过，才算过关。
我走上讲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认认真真地照着唸，偶尔朝台下扫一眼，发现L一反常态，总是低着头，不像往常我在大会上安排生产任务、讲解技术问题时那样，不时向我投来灼热的目光。
我首先谈到我的父亲在年被定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5），我随即向组织表示跟他划清界线。由于党的“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和“重在表现”的政策，我才能在当年考上大学，受到党和人民的培养。
接着谈到，大学毕业后我响应党的号召，到边疆到基层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来到边城拖拉机站，先当上了一名拖拉机手，在生产第一线跟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在职工评论时，我受到一致好评：“程技术员跟大家一起，在公社生产队开荒、犁地、播种、收割，没有一点大学生的架子。”“程技术员能及时排除机具的重大故障，说明他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程技术员主持改装的播种机组，受到各社队的普遍欢迎。”“这次我们拖拉机站在全疆评得先进，程技术员是出了力的。”
主持大会的褚秘书见状，走到台前，大声说：“今天是程技术员洗手放包袱，不是评功摆好，今天的会就先开到这里。”——我的“洗手放包袱”算是通过了。也就是说，我在“四清”运动中过关了，如此顺利还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情不自禁地向L投去兴奋的目光，她却并不看我，脸上反而是阴沉忧郁的神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不管怎样，我在“四清”运动中过了关，也就是说，我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思想上是清白的，是一名合格的革命干部。
——按照她的说法，我们的关系可以定下来了。
我急不可耐地在傍晚约见她。她在路口等着，见我走近，别过脸说：“你为什么不早说你父亲是‘反革命’？以后别来找我啦，我们就此一刀两断！”说完快步走了。……
“你为什么不听我解释呢？”我惊惶而空洞的声音迅速消失在黑暗中了。我还想说什么，却突然感到胸闷气憋发不出声音来，跟小时候踩断了树枝从树上摔到地下，动弹不得也喊不出声的感觉一样。
许久以后，我终于得知，1965年冬我去乌鲁木齐出差时，“四清”运动中组织上派人外调了我的有关档案，于是就有人议论我父是“反革命”，参加过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可见我是个隐藏的阶级异己分子云云。
在接踵而来的WG风暴中，我被打成牛鬼蛇神后，在批判会上总能听到L尖着嗓门批判我是“国民党的孝子贤孙”、“反动技术权威”、“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等等。
又过了许久，我得知L的父亲也有历史问题：早年曾参加革命，被“4▪12”事件吓破了胆，当了逃兵。
丘吉尔说：“一个人三十岁前不追求乌托邦是没有良心，……
”
我那时才二十五岁！追求的是真正的乌托邦爱情：脑海里尽是学校里灌输的乌托邦理想，报刊杂志宣传的正统观念，宣传画上红脸庞大眼睛剪发头的铁姑娘；纸上谈兵一年多……
这乌托邦爱情，遭遇到阶级斗争雷区中的一颗“家庭出身”的炸雷，就灰飞烟灭了！
注：
（1）“麻达”，新疆方言“问题”之意。
（2）那年月居民凭粮票、布票、肉票等购买生活必需品；过年过节特供一些细粮、肉类等。
（3）“个人问题”是那时“婚恋问题”的统称。
（4）《新疆日报》1965年9月18日刊登了该文。
（5）后来我父得到平反改正。接着，我的父母解放前在上海加入民革，并参加中共领导的地下革命活动，得到确认，随即办了干部离休手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