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小谷院都年久失修，有不少塌了顶。仨人其实是在小谷院的巷道中闲谈，一般不进小谷院。
老文：说到个人，孔子说过：“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老明：历史上不忘初心、有德之人是不少的。
老文：要是谈团体的话，就不好说了，难免说到党派。
老歪：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即派别。
老明：党同伐异的成语产生的很早。
老文：唐朝后期有牛李党争。“牛党”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官僚集团；“李党”是指以李德裕为首的官僚集团。牛党大多是科举出身，属于庶族地主，门第卑微，靠寒窗苦读考取进士获得官职；李党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门第显赫，靠父祖的高官地位而进入官场。
牛李党争产生的原因：（1）皇帝懒政，出于权力制衡而为；（2）两党代表不同集团利益；（3）宦官集团、藩镇割据势力的拉扯。
唐文宗有“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的感慨，牛李党争使腐朽衰落的唐朝加速走向灭亡。
老明：欧阳修有《朋党论》。
老文：《朋党论》是北宋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庆历年间写的，目的是驳斥保守派的攻击。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述朋党：一是论述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本质区别；二是用六件史实证明了朋党自古就有；三是论证了君王用小人之朋，则国家乱亡，用君子之朋，则国家兴盛。
老明：咱们聊过范仲淹的事，欧阳修与范仲淹同一战线。
老歪：咱们上学时，好讲时代背景，你讲讲。
老明：北宋庆历三年，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实行庆历改革，以夏竦为首的一伙保守派攻击范仲淹、欧阳修是“党人”。欧阳修写《朋党论》辩护，此后党议不断，宋仁宗为之头痛，还特意下“戒朋党”的诏书。
老文：到王安石变法时，党争更厉害。
老明：王安石变法是有团队的。老文你说说。
老文：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依旧，改革虽然一度沉寂，但声音不绝，熙宁年实行实行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以“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为原则，从理财入手，颁布了农田水利法、均输法、青苗法、免役法(又称募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并推行保甲法和将兵法以强兵。
王安石变法对增加国家收入，有着积极的作用，军事还收复了一些地方。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一度得到缓解。
王安石变革团队成员有吕惠卿、蔡京、曾布、邓绾、唐坰……，但是这些人改革意思不坚定，墙头草、白照狼。王安石十分赏识吕惠卿的才能，重用吕惠卿，变革的文件、章程由吕惠卿执笔。当司马光公开反对青苗法时，吕惠卿站出来和他在神宗面前辩论。司马光认为：“惠卿诚文学辨慧，然用心不正。”王安石首次罢相时力荐吕惠卿，但吕惠卿上台后一方面诬告王安石，另一方面扶植亲信。王安石复相后，吕惠卿又离间神宗与王安石之间的关系，由此导致王安石二次被罢相。邓绾以媚王安石起家，立场摇摆不定，其人生名言是：“笑骂从汝，好官我自为之。”唐坰在王罢相后屡次上书，列出王安石及其新党的罪行达六十条之多。曾布，也是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之徒。
老歪：《水浒传》中的大奸臣蔡京，也是王安石团队中的一个。
老明：蔡京曾是王安石变法的坚决拥护者和得力干将。王安石失势后，主政开封府的蔡京第一时间将免役法全都改成差役法。后哲宗亲政，重新使用变法者，蔡京摇身一变，又成为变法支持者。宋徽宗时蔡京勾结宦官童贯、权臣高俅等，把持朝政，声名狼藉。
老歪：王安石团队中有正直的成员么？
老文：如苏辙、程颢等。变法之初，苏辙称青苗法不善，使猾吏有机可乘，有空可钻，而民无以获利。然而王安石一怒之下欲将其治罪，反映出王安石不能用人和容人的性格缺陷。程颢认为要“革天下之弊，新天下之治”必须具备“时”、“位”、“才”三个条件，暗指王安石变法操之过急，欲速则不达。王安石反唇相讥，称“（程）颢所言自以为王道之正，臣以为颢未达王道之权也”。两人遂成水火不容之势。
老歪：王安石变法失败的经验总结了么？
老明：一是皇帝立场摇摆，二是王安石不识人，不容人。三是没有认识到改革的付作用并进行补就。
老文：但士大夫们不是对变法利弊得失进行权衡总结，而是对王安石个人的嘲弄和攻击。宋人正史或野史，围绕他的外貌做文章，或说：“虎头牛耳”，或说：“脸孔黧黑，肤理如蛇皮”，或说：“目不停转，视物如射”。
老明：王安石的个人品德可称君子。
老歪：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对历史经验可以说如数家珍，但为何不认同改革呢？
老文：司马光认为王安石变法不过是苛敛民财、与民争利罢了。
老歪：明朝的党争十分严重。
老文：对东林党，我们做学生时，是从“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了解的，在阉党面前坚贞不屈。
老歪：很正面，这是他们的起点。然而，你说说……
老文：明朝中期以后，政治日益败坏，经济困难，一些知识分子发出了关心国事、改革弊政的呼声。
顾宪成是无锡人，时人称为泾阳先生或东林先生。中进士后在京为官，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官吏班秩迁升、改调等事务，直言敢谏，触怒了神宗，被革职回家。
顾宪成回到了家乡，从事讲学，宣扬他的政治主张。同弟弟顾允成维修宋朝学者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书院修复后，发起东林大会，制定了《东林会约》，顾宪成、顾允成、高攀龙等八人被称为东林八君子。
书院成了一个舆论中心，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的政治主张大致是：强烈要求改变宦官专权乱政的局面；主张重视工商业，要求惠商恤民、减轻赋税；反对皇帝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横征暴敛；重视农业，垦荒屯田、兴修水利；反对科举舞弊行为。
与“东林党”同时，山东人的齐党，湖北人的楚党，安徽宣城人的宣党，江苏昆山人的昆党也形成，他们为牢固地保持自己的权位，以攻击东林党为首务，东林党人则反复抓住对方的弊端加以参劾，于是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明末党争。
东林党与对立各派之争，围绕着是否拥立朱常洛（神宗长子）为皇太子这条主线，致力“争国本”，在“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中激烈争斗，双方都利用“京察”制度作为打击对方的手段。
京察是明代考核京官的一种制度，规定六年一次，称职者予奖或晋升，不称职者处罚或斥退。争京察就是争朝廷的人事大权。万历朝，东林党人大部分时间不掌握朝政，所以在京察中基本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时他们还能坚持初心；后来他们支持的熹宗天启皇帝继位后，受到重用，这时他们开始变味了。
明朝中期以后，江南地区的商品经济和手工业更加发展。东林党就有不少人是中小地主兼营工商的。他们有的人突破了传统的农为国本的思想，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观点。赵南星说：“士农工商，生人之本业。”
万历二十四年，神宗派宦官到各地采矿和征税，东林党人表示反对。李三才反对矿监、税使的言行，在当时影响最大。
万历四十八年，明神宗死去，朝廷宣布撤掉一切矿监、税使，过去因反对矿监、税使而被处分的官员重新起用。
大太监魏忠贤为打击东林党，编造了《东林点将录》。天启五年，明熹宗下诏，烧毁全国书院。次年，东林书院被拆毁，杨涟、左光斗等许多著名的东林党人都遭到杀害。
天启七年，崇祯帝即位，魏忠贤被流放南直隶凤阳府。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为东林党人恢复名誉，下诏修复东林书院。
崇祯皇帝执政于内忧外患之际，明朝在他手中灭亡，在煤山上吊之时，说“大臣误我”，才明白了这些人在国家大事上还不如魏忠贤。
清庭入关，东林末代领袖之“水太凉”不肯投水殉国、以“头皮痒”率先剃头，堕落如此，让人吃惊。
老文：东林党长于党争，短于为国家谋略，负了他们所写的对联。
老明：东林反对苛税没错，但必要的税还应交，在灾区、乱区征三饷，实际上是逼民造反，最终南方的命运也没好到那里。假如江南的工商税收上来，情况就会不一样。
老文：明官军数度使民军陷于绝境，多因东林党人从中作梗，功亏一篑，但东林从不讲自己的过失，一切都是军人的过失，一概杀之。李自成在攻北京前，曾想做地方大员，但朝庭不赞成招安李自成。
老明：还有不赞成和谈、不赞成迁都。
老文：东林党遗老在清初写了许多东西，不能说没有深刻见解，但关键没到位。
老明：明亡于党争。党争使上下失去大局观。士大夫之无耻，党争是其培养基之一。
老歪：党争不利于国，为何皇帝们容许？
老文：让权力互相制衡。天启皇帝重用阉人，就是为了对付党人。
老歪：黑对黑呀。阉党害国，东林误国。
老文：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自古以来，无论哪朝哪派，都离不开政党纷争。“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
老明：这就需要群而不党，志同道合又不拉帮结派。《论语·卫灵公》：“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老文：执政者不能为利益团体左右，应当吃皇粮。
老明：从理论上讲，那些党争各方属于吃皇粮的。
老文：党争使我们民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唐、宋、明的灭亡都与党争有关。
老明：今日局部的党争流毒，使我国在国际上极为被动。
老文：人们要是搞了派别，初心就不容易坚持下去，所以教员坚决反对宗派活动，有时发展到极端。
老明，俺过几天回学校了，咱们有时间到大谷院里聊聊吧。
老歪：聊啥呢？
老文：还是听你讲古吧。
老歪：对，听你讲历史。
老明：你们也准备一下，别光让俺说。
老文：你定个框。
老明：建筑记载着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