仨人又到小谷院里，老歪拿出带来的雪糕让老文老明吃。
老文老明吮着雪糕说，我们现在一个是发烧一个是没劲，不能说什么了。
老歪一想，笑了起来，说：这么多年了，你们还记着：冰糕冰糕，吃了发烧：冰棍冰棍，吃了没劲。
老明：当年吃不上，唱的起劲，现在吃上了，真的没劲了。
老歪：有的人还不希罕吃了。
老文：当年不过一二分，现在起码一二块了，咱们这年纪的人，感到肉疼的。
老明：是啊。现在一斤水比一斤粮还贵了。
老文：言归正传吧。
老明：乡村自治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成为乡村建设，重点是推进平民教育。
老文：毛主席称赞其中的领导人物。
老明：毛主席在延安说对晏阳初“以宗教家的精神努力平教运动，深致敬佩”。对陶行知以“甘当骆驼”的精神，矢志不移投身平民教育称：“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梁漱溟访问延安时，毛主席与其谈话有六次之多，连夜通读梁漱溟送的40万言《乡村建设理论》。对卢作孚，毛主席说：“谈到中国交通，不能忘记卢作孚。”
老歪：梁漱溟这人在政协会议上顶撞毛主席，说农民解放后的生活苦，过的是“九地”生活。毛主席很生气，但仍然让他终身任全国政协委员。
老文：后来梁漱溟说，不应该那样让毛主席下不来台。
老歪：老明你说说这些人。
老明：上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或是着力于农民文化教育，或是注重农业技术传播，或是致力于地方自治和政权建设，或是以工业反哺农业教育，旨在为当时的中国农村寻一条出路，被称为“乡村建设运动”，也可以说是新形势下的乡村自治。他们突出人物是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卢作孚。
老文：你陆续介绍。
老明：晏阳初（1890年-1990年），四川巴中人，中国平民教育的先驱，与陶行知先生并称“南陶北晏”。
晏阳初青年时期留学美国，主修政治经济学。后到法国华工营成为一名志愿者，教华工识字，用白话文编写《华工周报》。一封华工给他写信表示，办报不易，愿把存下的365个法郎捐给他办报。晏阳初说这让他“不但发现了苦力的苦，还发现了苦力的潜伏力。苦力教育了我！”
晏阳初回国后，经过一年多的全国调查，制定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平民教育”计划和实施方案。
1922年2月，晏阳初到湖南长沙开展平民教育，成立了湖南省平民教育促进会，揭开了全国平民教育实验的序幕。青年毛泽东曾作为义务教员，参与过晏阳初在长沙的平民教育运动。
晏阳初到浙江、山东等地，筹资组建了200所平民学校，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并任总干事。在晏阳初的宣传鼓动下，梁启超、张伯苓、胡适、蒋梦麟等不少当时的著名知识分子陆续加入。
晏阳初在河北定县推行的平民教育的同时进行乡村建设，他从农民的切身需求出发：指导农民修建井盖与围圈，适时消毒灭菌，减少饮用水传染的疾病；建立各区保健所，进行免疫接种，从平民学校毕业生中培训各村诊所的护士与公共卫生护士；为村民引入优良棉花和蛋鸡品种；组织成立平民学校同学会，建立村民自治组织等等，短短两年，定县乡村建设的实验有很大起色。
晏阳初举家迁入偏僻艰苦的定县农村。他“穿粗布大褂，住农民的漏雨的房子”，一住就是八年。很多留学生受晏阳初脚踏实地致力于乡村建设的精神感召，举家迁居定县，开展义务扫盲活动和乡村建设，形成了令人瞩目的“博士下乡”的景象。
全面抗战爆发后，晏阳初在湖南实施平民教育和村治实验。
抗战胜利后，晏阳初游说蒋介石为乡村教育投入更多资源，蒋要打内战而拒绝，但仍组织开展华西乡村建设实验。
1950年离台湾赴美国。之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及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晏阳初曾在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担任顾问。
晏阳初在乡村教育、建设中，提出“四大教育”、“三大方式”。“四大教育”，即文艺教育、生计教育、卫生教育和公民教育，目的是为了克服当时社会存在的四大问题。其中文艺教育在于培养知识力，解决“愚”的问题；生计教育在于培养生产力，解决“穷”的问题；卫生教育在于培养健康力，解决“弱”的问题；公民教育在于培养团结力，解决“私”的问题。推行“四大教育”，必须采用“三大方式”，即学校式、家庭式和社会式。主张在农村实现政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从而达到平民教育适应实际生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实现民族再造，达到强国救国的目的。
晏阳初主张要“化农民”，必先“农民化”。要虚心向农民学习，“给农民作学徒”，要与农民共同生活和劳动，只有在同他们广泛深入的接触中，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需要，更好地为他们服务。
老歪：这不就是“三同”么？同吃同住同劳动。
老明：这样的传统已几乎失传了。
老文：梁漱溟（1893年-1988年），广西桂林人，有“中国最后一位大儒”之称，他对中、西、印文化都了解。他说：“人类生活有三大问题，即人对物、人对人和人对自身生命的问题。西方文化是人对物的问题，中国文化是人对人的问题，印度文化是人对自身的问题。”
老歪：梁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认识有那些？
老明：梁认为中国社会特殊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伦理本位和职业分立。“伦理本位”，即中国自秦代以来，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关系是人伦、情谊和义务关系。伦理关系充斥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职业分立”即中国没有阶级对立，只有职业分立，可以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他拯救农村，乃至整个社会的宏大理想。
梁漱溟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中国文化缺乏科学技术和团体组织。因此，梁漱溟在乡村建设运动中，着力于传播科学技术，培养农民的团体精神，辅以儒家文化中的精髓，来塑造新农民。
梁漱溟认为，乡村建设运动的目的，一是解决人对人的关系问题。二是建立新的社会组织。这个新的组织是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同时是前人“乡约”的补充改造。”乡约要：(1)德业相劝，(2)过失相规，(3)礼俗相交，(4)患难相恤。三是实现乡村的自救、合作、自治。
一九三一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县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邹平靠近胶济铁路，离省城济南又不远，既不大也不小，各方面条件都有利于乡村建设实验。
邹平县乡村建设的特色是“政教合一”，行政机构乡村教育一体化。县以下设乡学，取消乡（镇）公所，几个村或10个村设一乡学，乡学下设村学。乡学村学的目的是培养农民的新政治习惯，启发农民的智慧，使民众开始“自救”，形成更加“理性”的思维，具有团体意识，关注公共事务，从而形成一种主动精神和民主意识；同时，借鉴丹麦等国的经验，相继组织成立了棉花运销、机织、林业、蚕业等生产合作社帮助农民增收，为宣传推广农业改良技术，梁还自撰对联：“与马牛羊鸡犬豕作朋友，对稻粱菽麦黍稷下功夫”。
梁漱溟将乡村建设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团体组织”就是把分散谋生的农民组织起来，主要是组织合作社，开展生产生活。“科学技术”就是改良农业品种、提倡植树造林、改善乡村卫生条件，教会农村妇女基本的医护知识，针对农村长期存在求神拜佛、吸毒、女孩缠足、男孩早婚等陈规陋习，乡学村学就重点教育引导纠正这些陋习，收到了一些实际效果。
还计划带领农民共同战胜黄河水患等自然灾害等。成立了农村信用合作社和邹平卫生院等。还组织了乡村团练，对农民进行军事训练，以抵御土匪的威胁。
梁漱溟鼓动知识分子下乡。知识分子下乡好处很多：一是为乡村扩增“耳目”，知识分子可以为乡村带来新的气息、新的知识；二是增添“喉舌”，农村人没有文化，而知识分子有思想有文化，易发现问题，反映问题，容易引起社会关注；三是添“头脑”，知识分子是文化的传播者，可以为乡村带来新文化新技术，以此来武装农民的头脑。
老文：梁让主席下不来台，但主席没有难为他。他们在乡村建设的思路上有相同的地方，如鼓励知识分子到农村。上山下乡，五七干校，就是让知识分子下乡、参与劳动。
老歪：但主导思想是不同的。
老明：梁漱溟以教育改革、教育救国为出发点，想在不触动当时的政权上层建筑、不变更社会体制情况下进行社会改良，但事实证明“我们是走上了一个站在政府一边改造农民，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来改造政府的道路”。其乡村建设理论充满空想，其实践必然难以取得突破，例如，乡村建设的成果多次让军阀收割了，如乡村团练成为军阀的兵源。
老文：老明，你在师范进修过，说说中国师范创始人陶行知。
老明：陶行知（1891年-1946年），出生于安徽歙县一个贫寒的教师之家，先学医，后学文，在学校撰文号召同学们努力学习和工作，发出自己的光和热，“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回乡投身革命运动。1914年赴美留学，先学市政，后学教育。回国后在多所大学任教授。
陶行知敏锐地发现中国乡村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1923年与晏阳初等人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他们在全国18个省、32个城市成立了平民教育促进会的分会，还创刊了中国第一份专为农民发行的报纸《农民旬刊》，要为“中国教育寻觅新的曙光”。
随着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的快速发展，师资短缺成了最大问题，陶行知筹办乡村师范。1927年3月，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成立，陶行知明确提出培养：（一）农夫的身手；（二）科学的头脑；（三）改造社会的精神。
他还创办第一个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1932年，他又创建了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并开展了“小先生”运动。
1939年7月，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大量难民涌入四川，陶行知在重庆合川县创办了主要招收难童入学的育才学校。
老歪：干了一辈子教师，是教育家。
老文：卢作孚是个企业家。
老明：卢作孚（1893年-1952年），重庆市合川人，中国著名爱国实业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乡村建设活动家。卢作孚白手起家创办航运，同时效法晏阳初，在重庆北碚进行大规模的“乡村建设实验”。乡村建设从三方面着手进行：一是生态环境的改善和建设，包括整治环境卫生、拓宽道路、广植花草树木；二是大力兴办各种实业，先后投资和参与兴办北川铁路公司、天府煤矿公司、三峡染织厂、农村银行等；三是创办文化事业和社会公共事业，包括地方医院、图书馆、公共运动场、平民公园、各类民众学校等。
老歪：后来许多企业家也投身于教育。
老文：改革开放后多次推进新农村建设。
老明：美好乡村农民办、大学生村官、还有政府官员下乡。
老文：说实在话，能做好的不多，就是做的好的，也是人走政息。
老明：解放前搞乡村建设的那些人都出过国。
老歪：过去的人出国为了救国，现在的人出国为已。
老文：这让人想起“古之学者为人，今之学者为已”的话。
老歪：现实是为之已居多，为人者是少数。
老文：社会要发展，就得让为人者占主导地位，如果是为已者居主流，就危险了。
老歪：记着上学时，说他们搞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思想是不合时宜的。
老明：他们的想法没错，各种救国方案都是不可或缺的。
老歪：当时首要任务是争取国家独立。
老文：这是政治家的任务。
老歪：乡村建设要打持久战。
老明：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官员、大学生、企业家下乡等等，刚才说了，成功者不多。现在城里人回乡也是个办法。
老歪：这个要看实践。俺想回来种地，有麻烦。
老明：乡村的发展有自己的逻辑。
老文：对。乡村正在收缩，应该从这个角度确定如何做工作。
老歪：是的。人们慢慢往城里迁，然后土地慢慢集中，乡村也慢慢小国寡民化了。山里很多村子早就没人了。
老明：小国寡民不中，并村可行。
老歪：但并村引发的矛盾多多。
老明：有个大框架，慢慢来，无为而治，自然形成，矛盾就没有那么多了。
老歪：让进城农民同等化，真正能在城里落下根。
老明：乡村自治、乡村建设等，其实是“治”的实践，也是践行“平”。但是乡村治理也离不开国家治理。上述仁人志士乡村建设没有搞好，也与时局动荡有关。对于国家治理，我们要回到“平”上来。
老文：修齐治平要坚持初心。
老歪：是的。老明：这回是俺说“治”，下回你的说“平”。
老文：俺不中。
老歪：这还不容易，那么多仁人志士还不由你说？
老明：从团队上说。
老文：这就难了。俺和你不一样，你当了半辈子老师，能侃侃而谈。
老明：没事的，俺知道你肚子有货，下回俺做东，你多吃点冰糕。老歪，你说是吧？
老歪：中。
老文：容我几天。
